散文 | 大红对联高高挂

　　■袁道一

　　年关将至，上周末我所住的梅溪湖某物业在小区举办写春联活动，请来的居然是两个小学生。只见他们有模有样地书写着，尽管字写得有几分稚嫩，但在那一撇一捺里，我恍惚看见了我写对联的当年模样。

　　在中国的大多数地方，每当大年三十，家家户户都会大红对联高高挂，将被岁月风雨剥蚀的门楣装点一新，红红的光芒照耀，恍如春光提前到来。

　　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家附近能写对联的人只有一个叫孙超的民办老师，他读了几年私塾，算是有学问的人。那时候，红白喜事要写字，都得请他出马。写对联不收费，写好了办酒席的只需好烟好酒招待他。孙老师很喜欢喝酒，每次写好之后，他便无所事事，一壶酒可以喝上半天，喝得脸色通红。别人忙来忙去，他落得一个悠闲自得，大家认为这才是对一个读书人起码的尊重和敬意。

　　不知哪一年，我们那有一个叫卢书记的干部，他喜欢书法，每天黄昏时候，总在写毛笔字，从不间断。他的毛笔字比孙超老师的要好一点。当然，关于这个，谁也不愿说出来，毕竟他只是外来的过客，随时会走，孙老师一直在，谁家都会指望办酒席时请他写字。孙超老师也从不说谁的字好字差，也没见他们在一起切磋过书法。孙超老师总是一放学就去忙地头的农活，没有这份闲工夫去和卢书记谈艺。

　　孙超老师从小学一年级教到我小学毕业，但他从没教过我们书法，有人说怕教会了徒弟师傅没饭吃，我不这么认为，孙超老师太忙了，一大家子的活计都靠他干，老婆是个病秧子，子女工作的在外工作，没工作的都在读书帮不上忙。卢书记倒是热心收徒弟，我很想去学，但又怕丑，只敢偶尔在旁边看看。卢书记只收了一个徒弟金鸣，他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卢书记住在他家。金鸣不负所望，长大后，居京城，以书法谋生，风生水起，算是我们那里出的唯一的书法家。

　　读初中那年，父亲要我自写对联，我觉得这是很丑的一件事情。父亲说丑也是在自家，不图字有多好看，但求个平安吉祥。我拗不过父亲，硬起头皮写，写的都是一些寻常的好写一点的字。字差劲且不说，由于把握不准，各个字有大有小，或过于工整，或过于飘浮，但父亲不嫌弃，母亲热情地煮好米汤，从偏厦里拿出木梯子，兴高采烈地要我贴在门楣上。这么一写就写了很多年，每年在家写对联倒成了习惯。每年贴完对联，红色当顶，喜气洋洋，便觉得过年的气息浓郁了很多。

　　关于贴对联，我一直无法忘记一件趣事。有一年我正在贴“福”字，一位退休回来的老人正好路过，他急切地大呼：你这个福倒了！我急忙解释，福字是要倒贴。他闷头不解，一个劲地说：“福倒了，福倒了。”我也跟着着急，不知如何是好，还是父亲机智，递一根烟，对火后才说：“就你金言，福到了，福到了就好！”老人还是有些不解，疑惑而去。我不知后来他有没有懂这个倒贴福字的意思。

　　时节如流，如今我也人到中年，有所畏惧，不再敢自己写对联，每年我都会从大都市带回制作好的对联，这也成为每年回家过年的一个习惯。大红对联高高挂，美好春节准时来。在我孩子读三年级那一年，他突然问我：“为什么过年要贴对联？”我一愣，也不知从何解释，只好找“度娘”，“度娘”告诉他：贴对联习俗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那时称“桃符”或“门贴”，乃用桃木削一寸宽、七八寸长的桃木板书写消灾祝福词语挂门侧，流传到五代，方演变为在桃符上写对联。《宋史·蜀世家》载：后蜀主孟昶命学士为词题桃符，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新春”。此联亦成为历史上最早的一副春联。而据考证，春联得以普及，乃盛于明初，为明太祖朱元璋号令全国公卿士庶、平民人等，为庆贺天下归一、国泰民安所张贴，而成大众所尊行的习俗。

　　今年，我希望长沙的家家户户在春节都能贴上对联，让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生活更美，让节日更有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