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无限潇湘意｜文脉长沙
范亚湘
805年，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败左迁潇湘，停留长沙游览东池时，借故撰写《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以文明道”……是的，他不可能舍弃滚滚红尘，更不可能违逆矢志不渝的襟怀。
十年潇湘，即使寂寞清苦，但柳宗元仍然不忘求索天地，思怀古今，师法屈原，发愤著述，纵情歌吟，“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显然，屈贾精神之“潇湘意”已深入到了他的骨髓！
壹
密林深处，一泓溪水或隐或现，汩汩淙淙，宛若玉佩相撞悦耳动人。溪下，是一清莹澄澈的小潭。阳光直直地照进潭里，涟漪潋滟，若影若幻。潭底是一整块平展的大石头，各种奇异的石头在水边突兀高擎，如一座座小屿，似一根根柱子，上面缠绕着翠绿的藤蔓。上百条小鱼轻快地游弋，时而舒缓，时而敏捷，好像故意在同人逗着乐儿……
柳宗元已不止一次像《小石潭记》里写的寻幽秘境，纵情山水。时常，他会邀上朋友或者家人，漫无目的到处转悠，爬高山、钻深林、涉小溪、探幽泉、寻怪石、觅险境。他甚至越过湘江，沿着蜿蜒曲折的溪流攀行，援上了西山之巅。气喘吁吁的他盘着双腿，席地而坐。抬眼望去，那高低不平、空阔低洼、连绵起伏、不可胜数的青青山峦与盈盈碧水交错萦绕，一直绵延到天边……他觉得自己有如挣脱羁绊的野马、翱翔蓝天的雄鹰，自由自在，旷达傲岸，那些长久郁结在心头的烦闷孤寂，似已被萧萧的风吹得烟消云散。
柳宗元如此豪放洒脱，酣畅淋漓地放浪山水，还是破天荒第一次。故而，他特意把这次痛快的游历详尽地记录了下来，是为元和四年（809年）九月二十八日。光阴荏苒，转瞬之间，他贬谪到永州“南荒”之地已有四年多了。
柳宗元似已将身心交付给了潇湘山水，这天，他划着一叶小舟来到频洲岛。清绿幽深的潇水由西而东奔来，是处与湘水汇合后，浩浩汤汤，一路北去。看着滔滔远逝的湘江水，他的思绪也随之飘向了遥远的北方，猛然忆到了久违的长安（西安），灞桥边的垂柳依然娉婷袅袅，婀娜多姿吗？“少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一时辈行推仰”的柳宗元经常立于灞桥垂柳旁迎亲送友，喜悦离愁就像那微风中轻盈摇曳的纤纤柳枝……可如今谁还记得曾经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他？当年，刘禹锡和柳宗元等几位“永贞革新”主将走在大街上，“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只能远远地躲在道路一旁默默地窥视。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德宗李适驾崩，中风已口不能言的李诵继位，起用其担任太子时侍读王叔文、王伾以及与“二王”长期交好的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着手改革，希图革除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等弊政。不过，缺乏权力基础的“二王刘柳”制定的那些革新措施若纸绘的山川河岳，只需手指轻轻一戳就破。八月，李诵禅位李纯，彗星般划过天空的“永贞革新”失败，参与者均被赶出长安，贬为边远八地的司马，因此，“永贞革新”又被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起始，刘禹锡被贬为连州（连县）刺史，柳宗元被贬为邵州（邵阳）刺史。时年33岁，从没尝过孤寂滋味的柳宗元带着母亲卢氏、堂弟宗直、表弟卢遵，还有家小及仆人，离开了长安，赶往邵州。走过灞桥，柳宗元深情地回望了一眼长安。天高气清，白云悠悠，城郭楼台若隐若现。自从21岁那年考取进士，他就几乎再也没有离开过长安，从集贤殿正字到礼部员外郎，官虽不大但仕途还算一帆风顺。而且，最为主要的是，他的文章气韵充溢，“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
一路晃晃悠悠，磨磨蹭蹭。这天，行到潭州（长沙），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杨凭将柳宗元一行延至其修造的东池游览，柳宗元遂作《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柳、杨两家是世交，柳宗元25岁时，迎娶自幼订婚的杨凭之女为妻，谁知，三年后杨氏夭亡。柳宗元在所作的《亡妻弘农杨氏志》里称赞杨氏“柔顺淑茂”，具有“肃雍之美”，且“坤德柔顺，妇道肃雍，惟若人兮，婉娩淑姿”，“悼恸之怀”唏嘘不已。
贞元十八年（802年），杨凭出任潭州，将龙伏山西北脚下的自然水系打造成大型园林东池，“其岸之突而出者，水萦之若玦焉。池之胜于是为最”。“环周九里”的东池是长沙有史可查的第一个大型市政工程，亦是长沙第一个人工湖。
杨凭认为，不是远离尘世乐于老庄之道的人不应该拥有东池，其时，他将东池赠送给了戴简看管，并在池畔建堂供戴简住居。杨凭向柳宗元介绍戴氏堂主人戴简说：“嗣仁品性谦逊温和，与人为善，与山水为伴，在这里过得颇为潇洒自适。”柳宗元非常企羡，“堂成而胜益奇，望之若连舻縻舰，与波上下。就之颠倒万物，辽廓眇忽。树之松柏杉槠，被之菱芡芙蕖，郁然而阴，粲然而荣”，觉得东池美景，都被戴简独占了。
戴简曾因文才出众而被人举荐，可他本人却不愿意出仕。戴简和人交往谦虚退让，“受诸侯之宠”也不骄傲自大，这不就是超离尘世吗？戴简喜欢读孔子的书，其次是《庄子》《文子》，以“太虚”为最终目的，从中得到了受益的方法，这不就是乐道吗？柳宗元以为，贤人的行为必定和戴简类似。“戴氏以泉池为宅居，以云物为朋徒，抒幽发粹，日与之娱，则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茂”，故而，人们“交相赞者也”。
写到这里，柳宗元突然笔锋一转，“既硕其内，又扬于时，吾惧其离世之志不果矣”。戴简既在潭州东池受益，又扬名其时，让柳宗元担心的却是，戴简因超脱尘世而不再会有其志向了。
《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被金圣叹列入“天下才子必读书”，才藻艳逸、斐然成章，保持了柳宗元“以文明道”的一贯风格。从这篇文章里可以品出，哪怕柳宗元身在贬迁途中，仍对出仕念兹在兹。可以说，这是在借助《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向世人宣告：柳宗元终究不可能舍弃滚滚红尘，更不可能违逆矢志不渝的襟怀。
柳宗元的襟怀是什么？就是“以辅时及物为道”“惟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所谓“元元”，就是芸芸众生。“惟以中正信义为志”的柳宗元要的就是，“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匡时济世，救国家于危亡，解百姓于倒悬，以至“流声誉于无穷，垂功烈而不刊”。
贰
时令已进入深秋，可比寒霜更早而来的是半途追加的一道圣旨，再贬“邵州刺史柳宗元为永州司马，连州刺史刘禹锡为朗州司马……”
永州地处湘江上游，潇水纵贯南北，境内山脉纵横，峰谷相间。唐时，这里蛮烟瘴雾，凄凉荒僻。用柳宗元的话说，这片“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的荒野之地，盛产“异蛇”。《元和郡县志》载，由于没完没了的战乱和瘟疫，其时，永州的人居户头已由最高时的“二万七千户”锐减为“八百九十四户”。一个纵横几百里的州，竟只有四五千人，柳宗元后来吟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就不足为怪了。
柳宗元虽为“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享受六品官员待遇，但这只是一“官外乎常员”的闲职，没有官舍，也不管理具体事务。按唐制，因罪远贬的官吏，遇赦或者三五年过后，就会调到离长安近一点的地方任职，人们把这个规矩叫做“量移”。
一心企望遇赦和“量移”的柳宗元没有置办房舍，一家老小寄寓在城东清冷的龙兴寺里，可这座寺庙污水遍地，如坟地一样潮湿，野鸭、鹳鸟戏于中庭，房里座席边芦荻丛生，荒凉寂寥，破败不堪。可在永州痴汉等丫头似的柳宗元并不知道，他其实踏上了一条不归的贬谪路，李纯早有诏令，柳宗元等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心情沉郁，百无聊赖，正值壮年的柳宗元身体明显衰弱。“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同时，精神憋闷异常，逐渐崩溃，“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神志荒耗，前后遗忘”。或许这些不算什么，柳宗元也能扛得住。可是，半年过后，母亲溘然病逝，柳宗元的痛苦到达了极点，如坠深渊。
出身于官宦世家的柳宗元哪经历过如此磨难和痛楚？安葬好母亲的遗骨后，他的情绪才稍稍有些安定，然而，好友刘禹锡的一封信又重新将他打回到了地狱。刘禹锡在信中透露，年初，王叔文已被赐死。因王伾已于前一年病逝，下一个很可能就是“刘柳”了……
柳宗元犹如五雷轰顶，惊恐莫名！
夏夜，龙兴寺里蚊虫肆虐，溽热难耐。躺在床上，柳宗元还是辗转难眠。恍恍惚惚之中，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的身子悬在了半空，一双巨大的手将他死死地掐着，上又上不得，下也下不得。他试图反抗，但混混沌沌中却又无从出手，也不知道去找谁反抗……他惊煞不已，赶紧起床，轻轻地推开了一扇窗户。窗外，夜色茫茫，夏虫凄凄。栖息在寺前大树上的猫头鹰“咕——咕——”地尖叫着，那声音凄厉恐怖，瘆得人毛骨悚然。
“幽明茫然，一恸肠绝。”柳宗元的精神跌落到了绝望的地步，大病不起。
长久卧病在床，柳宗元有了深刻的反思。他发现失去的已不仅仅是官职和亲人，还有昔日的朋友和曾经的壮志宏图。“海内甚广，知音几人？自友朋凋丧，志业殆绝……虽其存者，志亦死矣。临江大哭，万事已矣。”可以说，在这之前，他一直不愿低下那高昂的头，即使获悉遭贬那一刻，也是阔首挺胸，丝毫没有露出半点破绽。可是，残酷的现实似乎压垮了支撑他坚挺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僇人”。
从这以后，胆颤心惊的柳宗元几乎“罪”不离口。每每写文章或者给朋友、官员写信等，都会言及自己的“罪”。“仆诚有罪，然岂不在一物之数耶？”“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惟罪大而宠厚兮，宜夫重仍乎祸谪”。我柳宗元辜负了圣上的宠信与厚爱，罪大恶极以致遭贬，怪不得谁，完全是咎由自取！
柳宗元自己也承认，其病“非独瘴疠为也”，而是心灵的极度摧残，即“忧恐”。
何“忧”？何“恐”？柳宗元“忧”的是纵有凌云壮志，却因身陷永州而无以伸展，“志不得行，功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内若焚裂。”“恐”的是害怕刘禹锡信中说的变为现实，说不定哪天就会收到一盅毒酒……
一个人在苦闷惶惑时，有时别人的探问就是搅扰，柳宗元需要独自嚼咽、疗伤。不过，时间是一剂抚慰痛彻愤懑心灵的最好良药，两年过后，柳宗元虽然“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行则膝颤，坐则髀痹”，但他已渐渐地从惊恐莫名的痛苦煎熬中走了出来。
叁
随着心态趋于平和，柳宗元体能也得到了恢复。他开始适应环境，尝试将志趣转向山水，到山水中去寻找自己的慰藉。尽管俗世抛弃了他，但潇湘那冷峭峻洁的山水却以博大的情怀接纳了他，使之找到了寄寓思想，纾解抑郁的渠道，“时到幽树好石清泉，暂得一笑，已复不乐”。即使难有一乐，但毕竟有“一笑”了。不久后，柳宗元移居到了河西的冉溪，用杂草盖屋，开荒侍菜，挖池养鱼，种黍酿酒，心甘情愿地“为永州民”。
柳宗元将冉溪改为“愚溪”。为何要改成这样古怪的名字？“予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是的，柳宗元热爱这条溪水，将家筑在溪边，而因愚获罪，“故更之为愚溪”。
柳宗元在愚溪上面买了一个小丘和一泓泉水，分别命名为愚丘、愚泉。将泉水流经的小沟取名愚沟，负土累石筑坝后形成了愚池，在愚池中造愚堂、愚亭、愚岛……他“大兴土木”，难道真的“甘终为永州民”吗？非也。虽然愚溪“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却弃于凄清冷寂的荒凉野地，几乎没人涉足游赏，这岂不是和他一样“寂寥而莫我知也”？
林壑幽泉，溪水潺潺，堂舍亭台，鸡犬相闻，好一处淡泊闲适之所！雨后初霁，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清香，柳宗元沿着愚溪踽踽独行，或屏气聆听溪水的欢唱，或驻足观看鸟儿的嬉戏，久违的诗兴悄然萌发，不禁吟道：“悠悠雨初霁，独绕清溪曲。引杖试荒泉，解带围新竹。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营营，啸歌静炎燠。”
此际，柳宗元好像已不再为自己的处境而烦恼，不再为日后的前程而困扰，全然解脱了世俗尘网的束缚，超越了人世间的烦扰与迷茫，豁达开朗。倘若真如此，对于他来说，也未免不是幸事。实际上，随即的一声感叹“无一食而安于口平于心”，就把他心中刚刚激发的那么一点点可怜的快意击打得粉碎。一个寂寞得吃什么食物都感觉索然无味的人，哪还有什么快乐可言？抑或有，也只是如湍急的潇水一样，稍纵即逝。“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柳宗元的愚溪诸咏，好像是吟“处连蹇困厄之境，发清夷淡泊之音”，其实每一次吟诵无不是“不怨而怨，怨而不怨，行间言外，时或遇之”。
柳宗元笔下的山水，饱含着孤寂忧愤，愁闷悲思。看似把玩山水，放浪琴酒，即使有时还刻意写得清丽明朗，庸浅奇险，那也不是真正的雅致清空，飘然超逸，而是苦中作乐，笑里含悲，藉山水整饬情思，慨叹际遇。话又说回来，一个“志不得行，功不得施”的人，怎么能将自己的愁绪清空得了？又怎么能使自己的身心超逸得了？“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说什么做官繁累、束缚人，以贬潇湘为“幸”，看似萧散简逸，悠然放达，实则还是“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的偶影独游，悲凉凄切。“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
韩愈说柳宗元“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的确如此，“终不得出”的柳宗元闲得无聊，方才博览群书，一会儿兴奋，一会儿哀伤，一会儿叹气，与书里人物同悲欢共命运，探知古今兴替之理，思考历史长河中的波澜起伏，万千变化。这一时期，柳宗元写作了大量流传后世的鸿篇巨制，影响甚远。同时，为了弘扬儒学，他“奋不顾流俗”，与身在长安的韩愈遥相呼应，大力倡导“古文运动”，有力地抨击了那些华而不实的骈文，使得晚唐之后的散文益佳俯视人寰，清新流美。
虽然身体饥饿羸弱，但读了那些经史后，就像喝了糖浆一样甜美。或许，柳宗元如果潜心读书，他的心境将会彻底改变。遗憾的是，他不可能只是一个安于读书之人。他不屈就于世俗，“用之则行”；也不会甘心隐逸，“舍之则藏”。“文章士之末也。”柳宗元认为，立言传世不是士的追求，而只是士之末技。这也许就是他始终走不出怨愤索寞、矛盾痛苦的原因之所在。
天高露浓，一觉醒来，已是夜半，万籁俱静，窗外月光皎洁，亮如白昼，露水“滴——答，滴——答”地滴落着。柳宗元再也不能成寐，干脆披衣而起，轻轻推开侧门，缓步来到西园。这时，一轮寒月从东岭爬过来，月色清凉如水，将泉边的几棵竹子照得条清缕析，泉水穿过竹林，不断发出泠泠的声响。远处，流水打石上淌过，仿佛愈远水声愈响。忽而，山林里“呖——”地一声鸟鸣，划破了岑寂空旷的夜色。他斜倚着廊柱，静静地观看，细细地谛听，一直到月光消隐，天色已明。“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无言胜有言！唉，这郁悒惆怅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头啊！
一个人欲想心安，就必须要学会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否则，只会越发使人焦躁抓狂，直至把人彻底毁灭。在经历了各种抗争仍旧无法改变境况后，柳宗元选择了平静地去面对。他除了读书写作、寻山问水外，还干起农活来了，“把锄荷锸，决溪泉为圃以给茹，其隙则浚沟池，艺树木，行歌坐钓，望青天白云，以此为适，亦足老死无戚戚者……”柳宗元俨然已是一个快乐的农人了。
柳宗元最大的改变还不在这，而是与当地人的密切接触和交往。或许，一直追求“圣人之道”的他原是瞧不起底层人士的，也不屑于与底层人士相往来。不能不说，正因与那些村夫野老、渔父樵子打成一片，不仅扩大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创作素材，也使得他的作品更接地气，“竭兹筋力事，持用穷岁年”。宁静的夜晚，由于“胥吏”的到来而农人忙着以鸡黍筵席招待，“迎新在此岁，惟恐踵前迹”，可是，来年的租赋却并不因农人对胥吏的热情款待而会有所消减。柳宗元描写底层人士的诗歌不多，但所写村坊小调无不简约清峻，平易深刻，“侧耕危获苟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劳！”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即使面对如此剧毒的蛇，也因为可以充抵赋税而有人甘愿冒着死亡威胁去捕捉。结果，“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难怪，听完捕蛇者蒋氏的讲述后，柳宗元发出了“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的沉重感叹！至于那些寓言故事，多是他从民间传说的途径借鉴加工再创作的，“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身处逆境的柳宗元无由自解，借助民间趣闻轶事散发心志，由于心头强烈的出世情结难以自已，即使设喻引譬、语意苦涩，仍难掩匿犀利锋芒，含蕴深永。
肆
又是一个大雪纷纷的时刻，山川、小溪、田野，全都笼罩在茫茫白雪之中，大地一片银白，一片空寂。山林里静悄悄的不见一只飞鸟，小径上人迹全无。时近黄昏，柳宗元沿着愚溪漫步，不知不觉来到了哗哗流淌的潇水边。不远处的水面上，一位蓑笠翁坐于一叶孤舟上，静心静气地在垂钓。不管鱼之有无，雪中可否上钩，但蓑笠翁却不因年老、境寂、人孤、天冷而独钓寒江，似有傲雪凌霜，睥睨一切的专注和执著。见此情形，柳宗元心如江涌，凛然吟道：“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很多人认为，不会真有“独钓寒江雪”的人，那个蓑笠翁只是柳宗元自身心境的写照。其实，有没有那个蓑笠翁又有什么关系？只要柳宗元的心还未曾泯灭，希望就在！这世上，原本就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得住长久的折锐摧矜，特别是命运残酷的淬炼后，仍能挺然屹立的又有几人？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一纸诏书将柳宗元的“囚徒”岁月解禁。似乎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他来不及告别，急匆匆地浮湘水催舟北上。舟过汨罗江遇风受阻，曾记得十年前南下时，他无比感伤地写过一篇《吊屈原文》：“吾哀今之为仕兮，庸有虑时之否臧？食君之禄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风之不可去兮，怀先生之可忘？”
而今北返是“奉诏赴长安”，仿若憋了多年的以身许国的抱负成了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境由心生，景随人迁，哪怕遇阻，柳宗元的心情俨然已与当年南下时那种悲悲戚戚完全不同，颇有些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欣然吟曰：“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得之则喜，失之则悲，正是太过在意于荣辱得失，太过顾虑于仕途荣枯，委实说，柳宗元不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柳宗元不会想到，他和刘禹锡等“王叔文之党坐谪官者”满怀希冀地回到长安，迎接他们的却是“皆以为远州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不过，柳宗元任柳州刺史两载，柳州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成为衡阳以南很多人向往的地方，这说明柳宗元确实在吏治上有一手，不失为文武全才。
这年春天，骚人曹侍御自潇湘而来，舟过柳州象县（象州），投书一封柳宗元以表敬意。不料，这样一件平常之事，却勾起了柳宗元心中无限的潇湘之意。他立刻赋诗一首作答《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这首堪称唐朝七言律诗的压轴之作深婉密丽，幽远高卓，诗浓意美，嚼之如饴，芳香溢口。
为何身为刺史的柳宗元欲采摘几朵蘋花相送“曹侍御”都“不自由”？李白有诗曰：“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显然，“骚人”源自屈原及其《离骚》。自屈原、贾谊贬谪湖南后，潇湘一词广为流传，并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直至成为独特的“贬客文化”即屈贾精神和美的意蕴。西晋时，作为报春植物的蘋花被赋予了洁净之质，用来抒发怀古之情，表达对先贤高士的追慕与崇敬。
柳宗元再忙，还不至于连采摘蘋花的时间都没有，也不可能因人身受到限制而没有采摘蘋花的自由。其实，仔细一琢磨，“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已是说得再明白不过了。骚人驾潇湘特有的木兰舟而来，将柳宗元心中的“潇湘意”撩拨得春风荡漾，如果还去采摘象征潇湘的蘋花相送，那就显得繁赘多余，自然也就没必要了。所谓“不自由”，只是“没必要”的潜台词。
从这首诗可以品出，“潇湘意”已经彻底深入到了柳宗元的骨髓！不管他身在何方，其心却被永远留在潇湘这片屈贾之地了。
柳宗元身体力行地承接屈贾精神，延续和丰富“潇湘意”，这就够了！谁说柳宗元“利安元元”的“美志”愿景不是与屈原所憧憬的“美政”一脉相连？“虽万受摈弃”，亦“不更乎其内”的柳宗元，难道不与明知“固将愁苦而终穷”，也不“变心以从俗兮”的屈原一样，有着对其理想至死不渝的执著？
从踏上潭州作《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到居永州作《捕蛇者说》；从“独钓寒江雪”到“春风无限潇湘意”，柳宗元“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十年潇湘，即使寂寞清苦，心境几经起落，但柳宗元仍然不忘求索天地，思怀古今，师法屈原，发愤著述，纵情歌吟。《柳宗元全集》共收诗文 577 篇（首），其中 310 篇（首）作于潇湘，“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韩愈认为，柳宗元所撰写的诗文汪洋恣肆，像洪水泛滥；雄厚凝炼，如潭水停蓄；学问渊博无涯，足以纵横驰骋于山水、天地之间……假设柳宗元仕途一帆风顺，成为将相权重一时，以做学问跟做高官两相比较，究竟何为得何为失？“必有能辨之者”。
“自古直道，鲜不颠危，祸之重轻，则系盛衰。”真可谓，没有贬就不会有千古绝唱《离骚》，也不会有“读者咸悲恻”的“仿《离骚》”。满腔怨气，化为文字。唯有文字，方能一吐心中之块垒。如此说来，谁敢说柳宗元黜逐潇湘不是一件大好事？只是这件“大好事”本就不应该由他去披肝沥胆地承担，同时，这件“大好事”也实在是太过沉重了，以致每每使人想起就痛彻肺腑，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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