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书院 一次会讲丨文脉长沙

　　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潭州知州刘珙重建荒废了30余年的岳麓书院。刘珙亟需制造一件令儒生们震撼的盛事，以使岳麓书院成为“湖南道学之宗”。 朱（熹）张（栻）会讲后，潭州儒学迈进一个新时代。可以说，这次会讲决定了后来中国社会几百年的科举生态与社会形态，让朱张和潭州成了历史天幕上灿烂的星辰。

　　谢宗玉

　　壹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九月，长沙暑气渐消，凉风轻拂，让人神清气爽。废墟重建，岳麓书院每间屋子散发着好闻的桐油清香。院内移栽的树木，经过一年的培育，枝头已有一簇簇惹人怜爱的新绿。沉寂了30余年的书院，开始有了笑语、琴音与书声。

　　晨夕间，到处都是呼朋唤伴的身影。学子们穿着月白色的儒衫，戴着青黑色的儒冠，眉宇间洋溢着少不更事的欢欣。他们都是战后新生一代，没有噩梦缠身，也没有悲伤记忆。焦土潭州（长沙）经过30年的建设，也逐渐恢复了北宋末年的繁华，长沙再次成了荆湖南路的政治文化中心。

　　北宋末年，民间书院一度被禁，岳麓书院差点成了官方冶铸厂。后来虽得以保存，但日渐衰落，形同虚设。南宋初年，兵连祸结，岳麓书院随着整个潭州城一同毁于战火，书院书生或死于抗金之战，或殁于兵匪之乱。昔年的文化中心一度成为文化沙漠。前后好几年，南宋朝廷陆续派出文臣武将进驻潭州，剿匪安民，废墟重建，长沙才一点点恢复生机。

　　现在，书院即将迎来一场全城儒生翘首以盼的盛事。理学新秀、福建才子朱熹要来长沙访学，而主持城南与岳麓两座书院的张栻已赶去百里开外迎接。

　　百里相迎，这是多隆重的礼节啊。

　　对潭州百姓而言，朱熹或许有些陌生。在宋代，诗词才是声名的最佳收割器。37岁的朱熹初具才名，但只在儒学思想领域。《四书集注》很多年后才会编撰出来，自然也不会纳入科举内容，新兴理学，这时跟普通儒生都还挨不上边，更莫说寻常百姓了。朱熹的重要性，此时还得靠张栻来衬托。能让张栻亲自跑那么远去迎接，肯定不是一般角色。

　　张栻是谁？宰相之子。天子近臣。年纪轻轻，就经常出入皇宫，国内外大事，他都有建议权。何况，又有巨儒胡宏给他背书，一句“圣门有人矣”，便把他的“江湖地位”给确立了，顺理成章地成了湖湘理学的接班人。此时张栻在家丁忧，而他的影响力依然可让潭州许多官员黯然失色。

　　张栻的卓尔不群，让潭州百姓与有荣焉。为什么这么说？这还得从头谈起。

　　理学鼻祖周敦颐虽是湘人，但并未定居过潭州。他悟道的地方，在江西赣州、九江、湖南郴州、永州。继承他衣钵的，不是潭州人，也不是湖南人，而是远在洛阳的程氏兄弟，之后程门四子，更无一人是湖南的。

　　福建大儒胡安国出自程门。他与胡宏等三个儿子宦游湖湘，也将周氏理学带回了故乡，可惜他们只在衡阳湘潭等潭州辖地设院传道，使得当地的文化态势异常活跃。而作为政治中心的潭州城，已经很长时间都不再是湖湘的文化中心了，这让潭州人既焦虑，又惭愧。

　　现在，张栻正式接过胡氏衣钵，这意味湖湘文脉重归潭州，潭州人自然是欢欣鼓舞。张栻系四川人，五岁入湖南，十岁进长沙，其父张浚在潭州城南筑尽心堂，侍奉母亲。少年张栻曾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时间，已将长沙当作了第二故乡。之后时不时就会回家小住，休憩心灵，怡养性情。

　　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张浚病逝，张栻遵父嘱，从临安扶棺返湘。而早在三年前，张氏父子就在妙高峰下修建了城南书院。这家书院本是张浚给自己准备的，想退休后发挥余热，现在他中道身殒，只能让儿子继承他未竟的事业了。

　　次年，潭州知州刘珙上任，重建荒废了30余年的岳麓书院，第二年，他聘请张栻作为书院主持。一人掌管两院，如此一来，张栻便成了整个潭州城的学问标杆。这既是张栻的荣耀，也是全潭州人的光荣，因为潭州人们早已把张栻当作了“长沙伢子”。

　　贰

　　朱熹要来长沙访学，这个消息，一年前，湖南儒学圈就人所共知了。这是知州刘珙四处宣扬的结果。岳麓书院作为北宋四大书院，重建后如何尽快恢复声望，刘珙有自己的想法与手段。他就想利用手中资源，制造话题，互相抬升，彼此成就。

　　第一步就是力排众议，聘请33岁的张栻做岳麓书院的主持，当时书院并没有山长。之所以没有一步到位，是因为张浚新丧，张栻当时正在孝期，做山长于礼法不合。

　　这么年轻的准山长，在岳麓书院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按资排辈的儒学圈来说，这个消息足够劲爆，能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思与猜测。这正是刘珙希望的。他就等哪位不长眼的名儒，去找张栻理论学问，这样事件会进一步发酵，达到宣传效应最大化。至于张栻会不会败北？这完全不在刘珙考虑之列。他对张栻有足够了解，也就有足够的信心。

　　刘家与张家交好。刘珙的父亲任职陕西时，曾被张浚提拔，是张浚的铁杆拥趸。之后两人同气连枝，沉浮与共。正因为这样，尽管初来乍到，刘珙对张栻的了解，也不比潭州任何人差。他不怕别人说闲话。相反他倒希望有人说他任人唯亲，这样能引起更多围观。无奈张栻的声名，早在长沙家喻户晓，尽管他还很年轻，但受聘岳麓书院，竟没有半点异议，一切都仿佛理所当然。

　　既然这样，刘珙就得另外制造话题了，邀请朱熹前来访学，就相当于书院重开的酬宾大活动。他希望能借此举，助书院迅速重返巅峰时代。

　　而朱熹的学问底子如何，他更加清楚。朱熹是他父亲的义子，他的义弟，又是叔叔刘子翚的学生，如果能来书院跟张栻公开辩论，所爆发出的文化当量，绝不亚于火星撞地球；所产生的宣传效应，绝对是现象级的。

　　在自己脑海，刘珙已将那个舌灿莲花、唇吐玑珠、势均力敌的精彩场景想象了无数遍。而每想一遍，心头就会火热一阵，血液就会沸腾一次，催促朱熹尽快赴约的信函就会又多一封。

　　他不怕大张旗鼓，他相信朱熹会应约前来。朱熹此时跟张栻一样，正赋闲在家，有的是时间。他没有理由不帮自己。何况刘珙从张栻那里得知，近几年两人通信频繁，已积累了大量的学术分歧，需要见面理论清楚。现在刘珙以官方的名义相邀，那么差旅食宿费用，就不需要全部由私人承担了。

　　反正要见面，完全可以公私兼顾。刘知州要他们做的，不过是来几场公开辩论，以飨潭州观众，以振书院声威。这对他们来说，如沙地拔萝卜，不过顺手而来的事。

　　长沙这边翘首以盼，可好事多磨，朱熹三次起意动身，但三次被琐事所阻。等得着急的刘珙，却因郴州平叛有功，升迁了。乾道三年一月，他就接到了朝廷的调令，但直到六月，他才怅然离开长沙。岳麓书院注定要来的那场盛会，他终是不能亲躬了。

　　好在继任者是张孝祥。为什么是张孝祥？估计也是刘珙举荐的结果。张孝祥认刘珙为老师，又得到过张浚的提拔。既然自己要调回朝廷，让张孝祥接手潭州，是再好不过的了。张孝祥上任伊始，立马发信，催促朱熹尽快动身。同时多次与张栻敲定活动细节。

　　叁

　　这起事先张扬的会讲，所取得的成功，超乎想象。

　　张孝祥与朱张都是同龄人，南宋状元郎，本是风流才子，又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平时就喜欢呼朋引伴，雅集群聚，填词饮酒。对类似活动的调度，他得心应手。

　　会讲持续了好些天。张孝祥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那几天，他推掉官场俗务，全程陪同，让朱熹好不感动，与人私信大加夸赞，“长沙使君豪爽俊迈，今之奇士。”

　　那时张孝祥的名气，比朱张都要大得多。宋代词人排名，张孝祥差不多能跻身前十。一首《念奴娇·过洞庭》，美得令人心尖打颤，无论什么时候吟诵，肌肤都会产生应激反应，乍起一层鸡皮疙瘩。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有如此风流人物陪衬，活动能不成功么？那些天，潭州城大小客栈，人满为患。书院门口的饮马池，被吸干半截。书院大厅，八仙桌被移至檐前，朱张侧向而坐，身后是两人的亲友团。

　　当时朱熹只有弟子林用中跟着。林的学问做得很好，名气也大，虽自称朱门弟子，朱熹却将他视作畏友。因主场优势，张栻的亲友可就多了。有胡宏的同窗与弟子，也有他自己的弟子与晚辈。历史留名的，就有近十人。亲友团杂坐一起，未分楚汉，朱熹也就没有客场尴尬。

　　前头就座的，是潭州城以及附近州府受邀或慕名而来的官僚宿儒。之后就座的，是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学子。再之后，就是抱各种心思、从各地赶过来的儒生。这类人都有秀才身份，庭院太小，没法给他们设座。好学的童生与看热闹的百姓，则只能在外庭围观。晚上，潭州百姓眉飞色舞地传播道听途说的八卦新闻时，私塾老师们则云里雾里地给各自带来的童生，夹叙夹议白天的精彩内容。至于八卦的真实性与解说的准确性，只能交由老天评判了。

　　那年，书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但配套措施还没跟上。张朱没有住在岳麓书院，而是住在城南书院或尽心堂张栻家中。朱熹来访的那段时日，潭州百姓每天会看到一群英姿勃发的读书人，早晨从河东渡往河西，黄昏或夜里，又从河西渡往河东。本是潭州城南门来往西东的一个渡口，因朱张带着学子来来往往，很快就被老百姓喊成了“朱张渡”，潭州官员因此勒石以铭。这个约定俗成的称呼，一直沿用至今。

　　这几场会讲，事先应该是排练过的。更多的是向外界阐述他们的新观点。互相之间的质疑与辩论，都控制在理性的范围，不可能真的唇枪舌剑、针尖对麦芒。会讲氛围热烈又不失和谐，两人面含微笑，侃侃而谈，各抒己见，互谦互敬。在公众面前，展现出了新儒学带头人足够的智慧、学养与胸襟。

　　真正的交锋，则在私底下，只有几个熟人在场，甚至有时只有他们两人。那些天，在岳麓山巅，在湘江河滩，在妙高峰下，两人时不时就会争论起来，论到酣处，声音不由自主就高上几分。待一人莞尔一笑，另一人才乍然惊醒，为自己的失态而摇头致歉。最后彼此会心互指，哈哈大笑，江滩鹭林鸟惊飞，在空中盘旋。

　　从周敦颐开始，理学发展到朱张时代，已是第五代了，弟子也有不少，可囿于地域交通，互相交流极少。大家各自为政，苦思冥想，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找到了学问的最优解，结果却导致新兴理学如小径分岔的花园，大家身处其中，却无法互相沟通。朱熹与张栻也一样，谁也说服不了谁。即便在送别途中，两人依然争分夺秒，各持一端，舌战了三天三夜。

　　张栻出生四川，朱熹出生福建，山遥水阔，两人看起来没什么交集，但他们的父辈、师长与亲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单骑入临安，力谏孝宗重拾抗金之心。朝廷虽未采纳他的攘夷之策，却委任他为国子监武学博士，朱熹辞而不受，重返福建。临行前，第一次见到张栻。两人由此相识。因家世相厚、学问相近，理念相同，才华相当，京城相聚虽短，但倾盖如故，两位年轻人很快就结下了美好情谊。

　　张浚病逝，张栻扶棺西返。朱熹从福建出发，半途哭祭。两人相遇于南昌，又沿赣江逆流而上，至丰城，朱熹才挥手告别。三天的舟中相处，没有别的娱乐，清聊益发深邃，彼此敬佩有加，由此互托知己。

　　《唐才子传》说白居易和元稹“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这么形容朱张，应该也可以。正因为志同道合，接下来的三年，两人通信频繁，无话不谈，由此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分歧，这也是见面后有时会吵得一塌糊涂的原因。在这一场场漫长的争论中，彼此的情谊不减反增。

　　这次相聚，远迎于渌江书院，会讲于岳麓山下，夜栖于妙高峰旁，游览于衡州南岳，最后分别于株洲渌水。将近三个月的形影相随，两人的感情如何浓至深处？有他们留下的149首唱酬诗可以剖析。张栻说“南山对床语”“已抱离索忧”。朱熹则说，“明当分背去，惆怅不得留。诵君赠我诗，三叹增绸缪”。还在南岳游玩时，张栻就已离愁萦怀，忧思重重了。而想起明日即将分别，朱熹整夜未眠，末了只是不停吟咏张栻的送别诗，心中的惆怅浓得化不开。那番情境，让人不禁想起柳永《雨霖铃》中的意境。

　　张栻夸朱熹“君侯起南服，豪气盖九州”。朱熹赞张栻“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我认为你豪情可冠九州。你却说，从我这里得到了整个世界。虽然花花轿子大家抬，但也足见两人的惺惺相惜。

　　“荷敬夫爱予甚笃，相与讲明其所未闻，日有问学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学问愈高，所见卓然，议论出人意表，近读其《语说》，不觉胸中洒然，诚可叹服。”敬夫是张栻的字。在朱熹写给友人的私信中，可以看得出他对张栻真心实意的敬佩。

　　肆

　　那么，这场辩论，两人到底探讨了什么？

　　追本溯源，朱张两人首先围绕“太极说”展开争论。太极一词源于道家，北宋周敦颐首先将它引入儒学范畴。他想借这个词来塑造儒家的宇宙本源观。朱熹承周敦颐而来，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

　　理是万物的规律，也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太极是万物之理的总和。既然这样，万物也可以分别呈现太极。正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每个人，每件物，都有自己的太极。

　　抽象的理，是人和物存在的根据。每个人，每件物，都具有完整的理才得以存在，相当于一个“全封闭循环生态体系”。与理相对应是气。理是形而上的，气是形而下的。气有情、有状、有迹；它是铸造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与气相统一的产物。理产生气，却寓于气中。

　　理学家之所以要大费周章地引入“太极说”和“理气说”，就是想将道德抬高到超越世俗社会的层面，让包含道德在内的“理”，成为宇宙的本源与核心，从而也就具有了终极意义。这时，人们对道德的无限追求，便拥有了合法性、正统性和唯一性。

　　生而为人，对道德的绝对向往，是一种本能遵循，几乎没有道理可讲。不守道德，不但成不了人，甚至成不了物。这种正本清源，对徘徊在道德和物欲之间的人们来说，具有强大的威慑力。

　　但实际上，道德是不可能超越世俗层面而独立存在的。对现代唯物论者来说，道德更多的是术，社会和谐的工具；而对儒家唯心者来说，道德则是纯粹的道，生而为人的意念。

　　中和说，是朱张辩论的第二个要点。

　　中和一词最早见于《中庸》，“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什么意思？就是说，不偏不倚，多方考虑，不论面对何种危局乱象，都能管控好自己的情绪，清醒以待，这就是“中”。及时从乱象中找到破局的关键，让事物朝着最有利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和”。

　　很显然，说来容易做来难，要抵达“中和”这种玄之又玄、妙之又妙的境界，就算是圣贤，也未必能够做到。对芸芸众生来说，“中和”二境，就如诗歌所说，“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正因为如此，朱张两人接着探讨了“已发未发说”。

　　此说其实就是想把“中和”这种玄妙境界固态化、路径化和步骤化。朱熹认为“心为已发，性为未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心有所动，意念就已经产生，有了好恶判断，情感就会随之波动，然后就会做出相应的行为来。这是“已发”。而所有会影响人们对未来事物产生不同的情感与行为的品性，包括涵养、境界、智慧、道德、能力等，则是“未发”。

　　因为情感与思维的诞生，都是闪念之间，临时抱佛脚，很难抵达中和境界，所以理学家程颐提倡日常修炼，就像佛诗里说的“时时勤拂拭”，并强调“涵养需用敬，进学在致知”。意思是说，要提高道德修养，需要有敬畏之心。畏天地之理，敬万物之生，才可能抵达“中”之境界。而智慧、境界和能力则要通过不断地学习与实践，才能逐步提升，这样处事之时，才会无限度地接近“和”。

　　这个观点是对的。不对的是身体里的欲望过于强大，如果不借助外力，单靠自身，很难将它完全控制。或许顷刻之间，欲望便能翻云覆雨，让我们的道德修炼，误入歧途，不知归路。之后遽然临事，心灵又会“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结果既无法精准把握“中”，也难以顺利抵达“和”。处事全凭好恶，一不小心，就让自己变成了情绪与欲望的动物。朱熹应该是担心这种可能性，才要求天下百姓“存天理，灭人欲”，狠斗私字一闪念。正所谓“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充分说明了修道之难。

　　世界上或许有绝对的“中”与“和”，但必须有上苍视角才能准确锚定，非人智人力可为。君子求“中”追“和”，如镜中揽花，水中捞月，穷尽一生，也可能只会在原地打转，更何况普通百姓？

　　正确的做法是，君子既要内求诸己，更要外守章规，将已经发生的事件，套用中和的标准，形成简明典章，然后让老百姓围绕典章，再依凭良知，上下求索，这样即便抵达不了中和之境，也不至于南辕北辙，背道而行。

　　正因为以中和为目标的修心养性太过玄妙，所以得把它简明化、固定化、程式化。由此朱张不得不探讨“功夫论”。下足功夫，将修心养性的行为仪式化、程式化、日常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最终让心灵形成条件反射。之后乍然临事，仅凭本能，就可以趋“中”执“和”，由此也就可以批量产生君子了。这也可以叫作“道德条件反射”。

　　功夫论是分析修心养性的方式，也就是途径，“仁”则是修心养性的目标。就是说，无限度地提高“仁”在心灵中的含量，那么拥有这颗心灵的人，以后做事就会更趋近“中和”。修心养性的目的，就是为了养心中之仁。

　　理学诸家之所以会觉得真理在自己这边，那是他们的确能自圆其说。但人文学科其实就是一个混沌体，无法单独拿出来理论，它甚至都无法被准确命名。就像一颗宝石，具有多个棱面，每位理学家只说清楚了自己所关注的那个棱面。举个简单例子来说，狼吃羊，羊死。狼不吃羊，狼饿死。若以“仁心”来求“中和”，这事如何解决？显然无解啊。

　　以上种种，皆唯心之说。这些理论越往深处走，越如幽井微光，其世俗指导意义只会越来越弱，最终成为极少数儒生把玩的高深学问。朱张学问的象征意义，其实远远大于现实指导意义。就是说，后人看重的，更多的是他们已站到了新儒学研究金字塔尖的这个事实，而不是他们的学问，实际能给百姓带来多少烛照心灵的暖意和光芒。

　　伍

　　一座书院，一次会讲，很显然，刘珙的预期目标达到了。岳麓书院以朱张会讲为契机，明习时务，奋发图强，钻研经典，创新观念，很快就声名鹊起，“于时远近向慕，弦诵之盛，出于邹鲁”。说是岳麓书院吸引了四方学子，教育盛况甚至超过了孔孟之乡。

　　这个评价，相当高了。有些学子甚至“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这里的湖湘，代指岳麓书院。朱张会讲后，岳麓书院也被看作“湖南道学之宗”，其求真向学、传道济民、经世致用的流风余韵，对全省乃至全国成风化人的书院教育，影响深远。

　　“忆昔秋风里，寻盟湘水傍”，这是晚年朱熹的诗句。而在当时，朱张两人的脑子里其实并没有结盟的概念，都以为只是好友之间，纯粹的学术探讨，但他们也没想到，朱张会讲成了新儒学燎原的一次伏笔，潭州儒学迈进一个新时代。

　　朱张不知道的是，作为时代巨子，两人掀起的气流，后来竟演绎成了历史风暴。这看似一次探亲访友，本质却是一次文化结盟，使得闽学与湘学，很快成了南宋显学。不但如此，理学也就此走出小打小闹的学术圈，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观念革命，以理学为核心的新儒学取代了旧儒学，一跃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元、明、清三朝，由朱熹批注的儒家经典，成了科举的必考内容。

　　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南宋初期，理学研究虽然还是各自为政，但在闽、湘、川、赣、苏已遍地开花，就像一小片一小片的根据地，只要打通他们之间的关连，就可以星火燎原，变成思想观念的大片解放区，继而席卷全国。

　　时势造就英雄，而英雄又改变时势。朱张二人应时而生，在长沙的这次相聚，相当于一次观念上的破冰行动。在之前的多次通信中，两人发现了彼此的相同与不同。因为牢不可破的友谊，让他们愿意坐下来，彼此验证，查漏补缺，互相成全。

　　经过仔细推敲，认真探讨，朱张发现那些不同的观点，有些只是互不相交的平行线，方向却是一致的。只要在两者间架设连通的“枕木”，理学的“火车”就可以风驰电掣了。而另一些观点，看似不同，其实也没多大的偏差，只要互相稍微靠近，就可以找到互相重叠的部分。

　　至于那些完全相反的观点，那就看各自的学问与辩才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我折服了你，你就得选择信我。而如果谁也说服不了谁，就搁置争议，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彼此都认同的学术研究里。

　　这种观念整合，非朋友之间不可，否则很难成功。长沙相聚之后，朱张再写新著，都要先寄给对方修改，对方首肯后，才敢刊发出来。两人甚至还在某些著作上，共同署名推出。

　　八年后，朱熹与陆九渊兄弟在江西铅山县有一场辩论，史称“鹅湖之会”，因为互相之间早有成见，结果针锋相对，不欢而散，心学也由此从理学中彻底分离出来，再不能形成合力，彼此助推，互相成全。

　　或许正因为这样，朱熹在去世前，才会遭遇思想革命的“倒春寒”，以致离群索居，郁郁而终。守旧官僚不但将朱学为代表的新儒学视作伪学，还将朱熹视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谦之徒。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新儒学替代旧儒学已成为一种必然。朱熹逝世后仅两年，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再次汹涌而来，席卷整个南宋王朝。

　　可惜的是，张栻将“湘学”推至巅峰时，猝然离世，年仅47岁。很显然，若他离世没那么早，朱熹未见得能坐稳孔孟之后的第三把交椅。但历史容不得假设，潭州人们只能在无限怅然中，合上“朱张会讲”的那一页。

　　不管如何，“朱张会讲”的意义是划时代的，可以说，它决定了后来中国社会几百年的科举生态与社会形态。这次求同存异的学术结盟，让朱张成了历史天幕上灿烂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