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长沙秋色远｜文脉长沙

　　范亚湘

　　壹

　　登上岳麓山已是午后，秋空如镜，澄净明澈，没有一丝云彩。山水若诗，城如画里，临眺清奇的岳麓风光，心境高阔旷远。

　　湘江如练，流水宛似银色的琴弦，琴声如碧水轻漾，送来缀玉联珠般高情逸态的诗意：“迟日园林悲昔游，今春花鸟作边愁。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唐朝神龙元年（705年），湘江之上驶来了唐朝“近体诗”奠基人杜审言流配峰州（越南境内）的“诗舟”。舟泊长沙，杜审言欣然登岸，烂赏湘江两岸风光。

　　春降湘江，花鸟迎人，当看到滚滚江水朝着与之南下相反的方向北去，杜审言触景生情，悲从心来，吟出了这首《渡湘江》。

　　清朝诗评家管世铭曾以《渡湘江》为例说：“初唐七绝，味在酸咸之外。”《渡湘江》意含的情感丰盈，回味无穷。这类诗句不仅融情于景，还会通过时间、空间、景物的不同转换，形成杳然迷茫的意境，似是万般游丝争惹人的无央离愁。

　　“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初读如常语，并无惊艳，细品却可窥诗人的怅惘。诗人独立岸边，情思悠悠，万千愁绪，恰似一江春水向北而流。《渡湘江》色彩清淡，情意浓郁，通过层层对比反衬，将诗人内心的凄怆、悲凉表达得生动、真切，成为七言绝句刚刚定型、成熟的初唐时期最难能可贵的佳吟，“具有开启诗坛新风的作用”。

　　“眴兮杳杳，孔静幽默。郁结纡轸兮，离愍而长鞠。抚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刓方以为圜兮，常度未替……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在杜审言之前，除了楚顷襄王十九年（前280年）孟夏，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在长沙湘水之滨盘桓，吟出千古绝唱《怀沙》外，似乎鲜有诗人莅临长沙。即便魏晋时期陶渊明有诗曰：“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可陶渊明从未到过长沙，他在“南山”酒后悠然念起其先祖长沙郡公陶侃，借诗颂赞。

　　杜审言开启了唐诗长沙的风帆，由始，湘江之上的“诗舟”频频驶向长沙。

　　同一年，律诗定型“以之为宗”的沈佺期流逐驩州（越南境内），韦承庆、王无竞、阎朝隐、崔神庆等诗人谪黜岭南，一叶又一叶“诗舟”溯湘江驶经长沙南下。

　　不过，同期绌遣泷州（罗定）的宋之问却是选择从江西赣江南下，在翻越大庾岭时，他想到了贾谊，吟曰：“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这是宋之问最好的诗作之一，当浮艳绮靡褪去，诗人全然没有了在宫廷时那股谄媚逢迎的陈腐之味，有的只是放胆地披泄和对自然山川本真地倾注。

　　宋之问因“恋家”而在泷州惶惶不可终日，冒失地北逃而返。不过，宋之问这次选择了沿湘水北上的线路，写下了《自湘源至潭州（长沙）衡山县》：“浮湘沿迅湍，逗浦凝远盼。渐见江势阔，行嗟水流漫。赤岸杂云霞，绿竹缘溪涧。向背群山转，应接良景晏。沓障连夜猿，平沙覆阳雁。纷吾望阙客，归桡速已惯。中道方溯洄，迟念自兹撰。”途经长沙时，宋之问没有停留。从长江入汉水，写下“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一个“怯”字，表达了远离故乡的“罪人”心态、情态和形态，读来莫不凄婉、悲悯。

　　好不容易秘密逃回洛阳，谁知景云元年（710年）六月，宋之问被唐玄宗下诏流放钦州。自长江而湘江，宋之问没有了前次经湘江归家时那么急切，诗人有的只是恓惶落寞、孤独无望。

　　舟到长沙，宋之问舍舟登临岳麓山，沉湎山水之间，情之所至，在道林寺墙壁上挥毫泼墨，写下《江亭晚望》曰：“浩渺浸云根，烟岚出远村。鸟归沙有迹，帆过浪无痕。望水知柔性，看山欲断魂。纵情犹未已，回马欲黄昏。”诗人通过对岳麓山景致的描绘，展现了对自然山水的热爱。清澈的湘江之水似白缯轻柔飘过，瞻望山景，却似断魂般凄迷。透过这首诗，可以品味诗人的审美追求和对长沙的一往深情，同时也能够领略到诗人追寻与自然对话、返璞归真的精神向往。

　　《江亭晚望》一气抒写，如珠走盘。大历四年（769年），杜甫在岳麓山访胜寻幽，青苔翠绿的道林寺墙上，宋之问当年留下的墨宝依稀可辨，忧愤清晰可感，引起杜甫的惊喜与感触，吟曰：“宋公放逐曾题壁，物色分留与老夫。”

　　贰

　　开元元年（713年），张说降贬岳州（岳阳）刺史，南游潭州北亭，被眼前的自然美景深深地吸引：幽深静谧的庭院里，一条山花烂漫的小路伸向远方，藤萝如碧海般婉转，静静地攀附在池水旁，鱼儿在跳跃，鸟儿在鸣唱，悠扬的白云飘拂，诗人恨不得抱琴而过，走向那空旷的原野。“人务南亭少，风烟北院多。山花迷径路，池水拂藤萝。萍散鱼时跃，林幽鸟任歌。悠然白云意，乘兴抱琴过。”张说的这首《湘州北亭》，抛却了放黜的烦怏，似是在长沙重新找到了精神家园。难怪，他在岳州任上多次南下长沙游历，“日去长沙渚，山横云梦田”。

　　张说之后，因仕途不畅，长期往来山水名胜过着漫游生活而吟出“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常建到了长沙，作《潭州留别》：“贤达不相识，偶然交已深。宿帆谒郡佐，怅别依禅林。湘水流入海，楚云千里心。望君杉松夜，山月清猿吟。”该诗展露了常建一贯的风格，意境清迥，语言洗练自然，佳句辄来，唯论意表。

　　那个时候，湘江流经长沙的这一段又叫青枫江，两岸长着很多古老的枫树。唐玄宗开元时宰相张九龄乘船经湘江回老家韶州（韶关）省亲，舟行湘江，疑似梦幻之游，晓畅吟曰：“两边枫作岸，数处橘为洲。却记从来意，翻疑梦里游。”

　　“洞庭去远近，枫叶早惊秋。”孟浩然笔下的湘江两岸枫叶在枝头摇曳，如同画家笔下的火焰染红了江水，一江烂漫的红色闪动着霞光，点燃了江水的欢唱和诗人的激情。天宝十四年（755年）在长沙担任湖南转运留后的戴叔伦却看到了不一样的秋色，其《过贾谊宅》云：“一谪长沙地，三年叹逐臣。上书忧汉室，作赋吊灵均。旧宅秋荒草，西风客荐苹。凄凉回首处，不见洛阳人。”

　　秋天肃穆的氛围与戴叔伦那孤独寂寥的心灵相互映照，“一谪长沙地，三年叹逐臣。”一句远神远韵，看似简淡，却不知染化了往后多少诗人。“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圣主恩深汉文帝，怜君不遣到长沙。”李白只要诗写长沙，仿佛必提及屈原、贾谊。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少年李白只想仗剑天涯，开元十四年（726年），25岁的李白意欲像道家始祖老子当年骑着青牛走出函谷关一样，离开一直隐居的四川江油市青莲乡，顺着涪江漂过剑门关，再经嘉陵江至长江，乘风破浪、跋履山川，去践行一个大丈夫“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凌云壮志。

　　李白乘舟沿江出三峡，渐行渐远，家乡的山峰慢慢隐没，只有滔滔江水仍跟随着他。不久，他就经荆门山到达江陵，随后顺着江水到了烟波浩渺的洞庭。这时，在蜀中经常一起出游的好友吴指南也在洞庭畅游，李、吴两人计划一起沿湘江溯流而上，遐游潭州、衡州（衡阳），然后到永州九嶷山舜帝陵祭拜。可是，出门在外，似乎总有一些不可测之事骤然降临，健壮威猛、膂力过人的吴指南竟然暴疾而亡在洞庭湖上。李白虽“泣尽而继之以血”，却终究无法唤回吴指南的生命。电影《长安三万里》李白背着的那副骸骨，就是其好友吴指南。

　　有了这样惊心动魄的经历，李白只得郁郁寡欢地独自顺长江而下。“长沙不足舞，贝锦且成诗。”“长沙陈太守，逸气凌青松。”“山川如剡县，风日似长沙。”即使李白没能如愿游长沙，但在他的心中从来就没有忘记长沙，其诗屡屡写到长沙，似对长沙有种天然的倾慕景仰。

　　至德三年（758年），李白因“永王璘事件”从浔阳（九江）“长流夜郎”。次年，船行至西陵峡，恰逢夏末秋初，因关中遭遇大旱，朝廷宣布大赦。重新获得自由的李白当即掉转船头依江飞下，不日就到了洞庭。这时，李白的族叔、刑部侍郎李晔流放岭南，行经岳州时被左迁此地的贾至延揽府上，获知李白重返后，当即相邀同游洞庭。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经历了这次劫难后，李白已不再奢望仕途上有所作为，无论是诗风还是行事风格上都放得更开了。再次泛舟赏月于洞庭之上，发思古之幽情，赋诗抒怀。“风清长沙浦，山空云梦田。”“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这次，李白玩得很嗨，一口气吟了5首诗。

　　“江上相逢皆旧游，湘山永望不堪愁。明月秋风洞庭水，孤鸿落叶一扁舟。”秋景萧索，孤帆独行江上，该是何等悲切、凄清！李白溯湘江一路南行，一路唱和，停潭州，登南岳，行至永州攀九嶷，写下《悲清秋赋》：“登九嶷兮望清川，见三湘之潺湲。水流寒以归海，云横秋而蔽天。余以鸟道计于故乡兮，不知去荆吴之几千。归去来兮人间不可以讬些，吾将采药于蓬丘。”

　　《全唐诗》共收录李白诗作1060首，其中，写关于潇湘的诗作有35首，8处直接将“长沙”两字写进了其诗里。

　　叁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秋的意象不仅有离愁、悲郁，还有思乡、怀人。至德三年，刘长卿因“刚而犯上”迁为潘州南巴（电白）县尉，不太情愿赴任的他一路走走停停，在上元元年（760年）到了长沙。《晚泊湘江怀故人》曰：“天涯片云去，遥指帝乡忆。惆怅增暮情，潇湘复秋色。扁舟宿何处，落日羡归翼。万里无故人，江鸥不相识。”

　　“晚泊湘江”的刘长卿不想再行南下，而是选择在长沙徘徊、寻访。深秋的残阳如血，浸染了古老的街巷。当诗人只身来到贾谊故居，满腹愤悁喷薄而出，哗吟曰：“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澹缓出之，深悲而反咎，“以风雅之神，行感忾之思”，隽绝千古。湘水无情，流去了多少时光。屈原哪知道百年之后，贾谊竟会来到湘水之滨悲吊？而今，和贾谊当年遭遇一样的刘长卿见到贾宅残垣、枯草，更使眼中的景色充满了澹宕婉深之情，凄凉寥落之意。

　　刘长卿说，长沙雨频，“长沙积雨晦，深巷绝人幽”。又说长沙雪厚，“长沙耆旧拜旌麾，喜见江潭积雪时”。“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困在永州写出了冰冷入骨的大雪，而当刘长卿在冒雪游宁乡芙蓉山时，却绝妙地写出了大雪之中的温暖：“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不管是诗含剑戟，摧肝裂胆的《长沙过贾谊宅》，或是若惊若喜，景色入妙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可以说，刘长卿一生中最为精妙隽永之诗都写于长沙，是长沙让他伤怀古今，也是长沙让他感受到了人间温情。在长沙，刘长卿不是过客，而是归人！

　　乾元二年（759年），当李白遇赦放浪洞庭时，其“迷弟”杜甫正客居秦州（天水），闻之，杜甫即刻写了一首《天末怀李白》曰：“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凉风乍起，景物萧疏，怅望云天，此意如何？人海苍茫，江湖多险，无限悲凉在与李白惺惺相惜的杜甫心中涌起。是的，诗人有诗人的气质，有诗人的灵魂，能够于漫漫人生中，同气相投，遥相呼应，成为志同道合的知己，那是生命最大的际遇。

　　“破浪南风正，收帆畏日斜。云山千万叠，底处上仙槎。”九年后的大历三年（768年）冬，寒风瑟瑟，为了“一箪食，一瓢饮”而“转作潇湘游”的杜甫逐浪洞庭，在那个“舟雪洒寒灯”的傍晚，杜甫到达岳州，翌年早春，他沿着祖父杜审言当年的线路，离开岳阳进入长沙乔口：“漠漠旧京远，迟迟归路赊。残年傍水国，落日对春华。树蜜早蜂乱，江泥轻燕斜。贾生骨已朽，凄恻近长沙。”两岸青山依依，舟行绿水之中，长沙就在眼前，可是，对于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卓锥之地、鹑衣鷇食、衰弱不堪的老人来说，杜甫的心坎有的只是迷茫和“凄恻”。

　　古代文人墨客大都喜爱寻探幽秘，放旷山水，不过，像郦道元、徐霞客那样专司山水之游的“旅游专家”非常少见，他们的出游要么是像李白早期的宦游，为谋取一官半职，离开家乡拜谒权贵、广交朋友；要么就是因为赴任、遭贬或者省亲、访友而顺道一游，像杜甫这样因为生活所迫而长途奔绌、投亲靠友而出游的人并不多。

　　杜甫几度南下而又返棹长沙，并在长沙江阁定居下来。杜甫的性格有热情奔放的一面，但终其一身，更多的是表现为仁善、内敛、隐忍、严谨、刚毅等这些方面。“途穷那免哭，身老不禁愁。”其实，中年以后，杜甫已不适应热闹的生活，也不习惯像李白那样瞬间就能成为热闹的中心。特别是到了晚年，杜甫更倾向于享受安身立命、踬踣冷清的日子。事实证明，他不是一个耐不住寂寞、浪得浮名的人。

　　杜甫在长沙的这段时间是其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刻，但他依然热爱山水，常常拖着病残之躯和友人一道逛游长沙、倚几论诗。“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市北肩舆每联袂，郭南抱瓮亦隐几”。如果说长沙是一首明艳的风物诗，那杜甫就是诗中之魂。不及两年，杜甫在湖南赋诗99首，其中，在长沙赋诗50多首。“杜陵老翁秋系船，扶病相识长沙驿。”“相逢长沙亭，乍问绪业余。”诗是诗人的生命，杜甫流寓、客死湖湘，留下的唯有诗。

　　肆

　　广德元年（763年），“安史之乱”平息，唐朝由盛转衰，而唐诗却达到了顶峰。

　　官员贬谪还在继续，湘江之上的“诗舟”依然在接续南下。

　　大历二年（767年）冬天，贬舂陵（道县）守的元结赴长沙会商疆防计兵之事。“我持长瓢坐巴丘，酌饮四坐以散愁。”诗人爱酒，仿若酒可以一解千愁。可外放潭州刺史的张谓在接待元结时偏偏将酒换成茶，两人边饮着茶，边在寒冷的朔风里赋诗唱和，别有一番情味。在张谓看来，茶更能聊表友人之间的情意，作《道林寺送莫侍御》曰：“何处堪留客，香林隔翠微……饮茶胜饮酒，聊以送将归。”

　　贞元十八年（802年），京兆尹杨凭外任湖南观察使，三年后，杨凭在长沙遇到了因“永贞革新”失败遭贬永州司马的女婿柳宗元。或许因为心情欠佳，柳宗元在长沙除了作《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外，不曾吟咏。柳宗元在永州愚溪边筑屋独居，过着隐士般清苦的生活，“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他已和永州山水融为一体，清秀拔俗，清新俊逸，生命在清幽的潇水间得以升华。

　　同期，刘禹锡被贬朗州（常德）。刘禹锡是开朗豁达之人，当与湖光山色不期而遇时，一草一木，一川一溪，皆能成诗。“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一纸诏书将柳宗元和刘禹锡同时召回长安，柳宗元被委柳州刺史，刘禹锡出任连州刺史。两人结伴南下，舟到长沙，柳宗元作《长沙驿前南楼感旧》曰：“海鹤一为别，存亡三十秋。今来数行泪，独上驿南楼。”这首诗的序言说：“昔与德公别于此。”原来，贞元元年（785年），13岁的柳宗元就随其父到过长沙驿，在驿前南楼与德公相见并获得抚爱。而今旧地重临，德公早已作古，人去楼空，不得复见。柳宗元睹景怀人，禁不住流下数行清泪。

　　连州在今广东西北，其时属湖南观察使管辖, 作为连州刺史，刘禹锡每隔一段时间要到长沙向湖南观察使禀报，这使得天生乐观的他有更多机会阅览长沙风光并接触到长沙普通人的生活。“橘树沙洲暗，松醪酒肆香。”“茅岭潜相应，橘洲傍可指。”刘禹锡多次徜徉橘子洲，和长沙人打成一片：“长沙男子东林师，闲读艺经工弈棋。有时凝思如入定，暗覆一局谁能知。”其《赠长沙赞头陀》曰：“外道邪山千万重，真言一发尽摧峰。有时明月无人夜，独向昭潭制恶龙。”刘禹锡在长沙坚信“真言一发”就可将那山峦般的谬论全部推翻摧毁，且希冀能够在某个明月高悬、人声俱静的夜晚，独自秉剑去昭潭制服“恶龙”。

　　几乎就在柳宗元、刘禹锡在湘江上上下下的同时，韩愈也在湘江之上往来溯之。

　　贞元十九年（803年）冬，韩愈初次贬岭南。雪花翻飞，他来不及跟家人告别，便匆匆离开长安，浮湘江之水南下。“同是天涯贬谪人，独自徘徊湘水边。”舟近长沙，诗人遽然想起屈原和贾谊，心底激起了无法平息的巨澜，吟曰：“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苹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诗人本是为凭吊屈原而一泄心中的郁闷，然而就是在湘江之上也得不到感情的慰藉，幸好渔父舷歌依然，迢遥可闻。《湘中》起调突兀动荡，句法奇崛，激愤哀切之情和排奡跌宕之势，犹如江水陡涨，横贯江面，潦原浸天。

　　次年，韩愈遇赦，从湘江北返，可到达长沙后，还未接到诏书。无奈，滞留长沙的韩愈只好搁下心事纵览山水，在浏阳河畔罗洋山凭眺：“绕廓青山一座佳，登高满袖贮烟霞。星沙景物堪凝眺，遍地桑麻遍囿花。”这一刻，长沙的山水抚慰了韩愈的心灵，长沙的草木丰裕了韩愈的文心诗情，假若长沙是一幅朗逸的山水画，那韩愈就是画中之人。

　　白天，韩愈与友人在岳麓山道林寺开心品茶、唱酬，入夜，松风哀鸣，湘江渔火点点，“独宿门不掩”的韩愈不觉“坐使泪盈脸”，生出万千“多感”：“夜风一何喧，杉桧屡磨飐。犹疑在波涛，怵惕梦成魇。静思屈原沈，远忆贾谊贬。”其《潭州泊船呈诸公》曰：“夜寒眠半觉，鼓笛闹嘈嘈……主人看使范，客子读离骚。”寒夜鼓笛声声，韩愈依然潜心读着《离骚》。

　　韩愈一生三次放黜岭南，六次在湘江之上腾挪跌宕，真实而细腻的湖湘足迹与其宦海沉浮的心境一脉共振。湘江承载了他被贬时的太多失落，也见证了他被擢升时的无尽欢喜，留下的十多篇诗文和石刻莫不含怀着一代文宗的气度和风骨，亦赋予了湖湘深厚而不朽的文化底蕴。

　　伍

　　“湘江二月春水平，满月和风宜夜行。唱桡欲过平阳戍，守吏相呼问姓名。”月色清朗，春风温婉和煦，桨声伴着歌声的节拍，欢快地行驶，忽然，传来了守吏的一声喝问，打断了行舟湘江的元结那优美动听的船歌。

　　“九月湘江水漫流，沙边唯览月华秋。金风浦上吹黄叶，一夜纷纷满客舟。”金秋九月，湘江水流泱泱，奔腾不息。月华如水，无涯无际。秋风萧瑟，飘零落叶缀满小舟，夜宿湘江的戎昱更添了几分怅愁。

　　“生拍芳丛鹰觜芽，老郎封寄谪仙家。今宵更有湘江月，照出菲菲满碗花。”月圆之夜烹茶啜饮，月光流泻在茶碗之中。香气升腾氤氲，与月光交织照映，茶叶漂浮，美妙如花。趁着月色，谪居湘江的刘禹锡在品尝友人寄来的新茶……

　　很少有一条江，像湘江一样，被唐朝诗人反复写进诗里。

　　唐朝从长安到湖南或者岭南的最捷路径，就是经陕南、沿汉水至今天的武汉，再过洞庭到长沙，尔后通过湘江各支水流转各地。一叶又一叶“诗舟”扬帆湘江，源源不绝，湘江成了一条“唐诗之路”，湖湘俨然就是唐人的“诗和远方”。“湘江千岁未为陵，水底鱼龙应识字。”假如“水底鱼龙”真的能识字，那它们一定会认得湘江之上漂过的每一位诗人。整个唐朝，寓湘诗人有230多位，留下诗歌近1400首，其中大部分诗人曾在长沙流连、吟唱。

　　当繁华落尽，柔靡消散，历经了人生的起伏、悲喜，是湘江使那些兀奡的“诗舟”主人回归成了真正的诗人，他们泊舟长沙点染空灵，情似至清的湘江之水，笔如岳麓青翠之松，蕴藉深微，挹之不尽，把最好的诗留在了湘江，留在了长沙。

　　南朝诗人柳恽《江南曲》曰：“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唐朝诗人杜荀鹤诗云：“残腊泛舟何处好？最多吟兴是潇湘。”“潇湘”一词始于汉代，《山海经·中山经》言：“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自屈原、贾谊逐流沅湘和长沙后，潇湘一词广为流传，并被不断地赋予新的内涵，直至成为“迁客文化”即“屈贾精神”和美的意蕴而演绎成了一个诗歌意象。

　　“王已分封受汉恩， 长沙终不及中原。”即使长沙不及中原开化，但唐朝讴吟长沙的诗歌数不胜数。骆宾王：“谁惜长沙傅，独负洛阳才”；王维：“长沙不久留才子，贾谊何须吊屈平”；孟浩然：“地接长沙近，江从汨渚分”；王熊：“长沙辞旧国，洞庭逢故人”；白居易：“三日欢游辞曲水，二年愁卧在长沙”；杜牧：“贾生辞赋恨流落，只向长沙住岁余”；张祜：“昨夜与君思贾谊，长沙犹在洞庭南”……甚至，当年歇在贾谊座椅上的那只猫头鹰，也被唐朝诗人写进了诗里：“鵩起长沙赋，麟终曲阜编。”“地湿愁飞鵩，天炎畏跕鸢。”“时伤大野麟，命问长沙鵩。”

　　写长沙或者潭州的唐诗太多太多了，无论是诗仙李白还是诗圣杜甫，诗星孟浩然还是诗佛王维，诗魔白居易还是诗豪刘禹锡，“小李杜”李商隐和杜牧，来过长沙的或是没来过长沙的，有名的或是没名的，要么在长沙纵情放歌，要么在异地别有深意地寄怀长沙。因为屈、贾，长沙成了唐朝诗人心中的一种境界、一处寄托、一份念想，和潇湘一样，亦是一个独特的诗歌意象，除了都城长安以外，这在唐朝是绝无仅有的诗歌现象。

　　“春日上芳洲，经春兰杜幽。此时寻橘岸，昨日在城楼。鹭立青枫杪，沙沈白浪头。渔家好生计，檐底系扁舟。”深受羁湘诗人濡染、陶冶，长沙本地诗人齐己一首《游橘洲》写得清润平淡而不失高远冷峭，“江之南、汉之北，缁儒业缘情者，靡不希其声彩”。《全唐诗》收录齐己诗歌814首，长沙本地诗人一出道就是集大成者。

　　大中二年（848年）五月，李商隐从桂林返长安，逗留长沙。诗人居于潭州官舍，当夕阳西下，暮色渐浓，不由心生戚戚，独自登楼。瞻望当前之景，遥思古今，顿生无限感慨，吟曰：“潭州官舍暮楼空，今古无端入望中。湘泪浅深滋竹色，楚歌重叠怨兰丛。陶公战舰空滩雨，贾傅承尘破庙风。目断故园人不至，松醪一醉与谁同。”

　　“一任空楼无端，偏是万端齐起。”长沙，山辉川媚；长沙，泽深恩重。恰是长沙丰厚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撞击了李商隐等唐朝诗人内心的柔弱之处，转而诗兴勃发，不吟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