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湖南情结了解一下，他小说里最好的都是湖南人

　　青少年时期的金庸，求学、工作，待过多个地方，但与湖南有特别的缘分。他说自己小说里最好的女人与男人都是湖南人，也说“湖南骡子”精神很了不起；他最欣赏的国内作家，是沈从文

　　长沙晚报掌上长沙10月30日讯 据力量湖南报道，“冬天的晚上，我和他们一起围着从地下挖起来的大树根烤火，一面从火堆里捡起烤热了的红薯吃，一面听他们唱着山歌，我就用铅笔一首首地记录下来，一共记了厚厚的三大册，总数有一千余首。”

　　这是一代武侠大师金庸回忆年轻时在湖南湘西避难时的一段文字。金庸原名查良镛，湖南之于金庸，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值得感激的地方。湘西人的淳朴和善良，是金庸心灵深处一块最值得留念的净土。

　　2000年，金庸再次来到湖南，他曾在岳麓书院的一场演讲中说：“我的小说里面，最好的一个女人是湖南人，最好的一个男人也是湖南人。”

　　01 青年时代湘西避难

　　金庸所说的这个最好的女人，指的是《飞狐外传》中洞庭湖边的程灵素。他说，这位姑娘相貌并不好看，但是很聪明，内在非常美，个性非常好，对爱情很忠诚，是一位可敬可佩的湖南姑娘。

　　金庸所说的最好的男人，指的是《连城诀》中的狄云。他说，这个角色武功不是很高，人不太聪明，但个性很淳朴，对朋友很忠实，对所有的人都非常好。

　　为何金庸将笔下最好最善良的人物写作湖南人呢？因为，他对湖南尤其是湘西，有着非常特殊和深厚的感情。

　　年轻的金庸在最为潦倒落魄的时候，是湘西收留了他。1942年，金庸的高中生涯在日军的轰炸中结束，而母亲已经逝世，亲人都远离家乡避难。金庸在彷徨无计中下定决心，去陪都重庆，继续求学之路。

　　这年冬天，经过长途跋涉，金庸孤身抵达湘西，重庆依然遥不可及，路费却几乎耗尽，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是一个湖南的同学收留了他，还将金庸带到老家安顿了下来。那个地方是湘西泸溪的一个农场，金庸便在这个宁静的世界里，一边干着农活，一边翻阅着自己最爱的书籍。这趟经历，湘西人的淳朴深深植入了金庸的心灵。后来，金庸和朋友办了一份杂志，但是仅仅发行了一期，便停刊了。再一次陷入窘境的金庸，又一次回到了湖南同学家的农场。

　　泸溪地处湘西苗疆，是少数民族集聚之地。这里民风淳朴，苗族人能歌善舞，热情好客。金庸完全融入当地风情之中，与他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冬天里围坐在枯树蔸架起的熊熊篝火旁，篝火里堆满了油茶壳和油渣枯饼，满屋子弥漫着油茶渣饼的清香，火焰总是那么明丽而温暖。大伙儿一边喝酒一边唱歌，意气风发，豪情冲天，惬意快哉。

　　自幼热爱音乐的金庸，情不自禁地陶醉在神奇的楚辞俚曲中，他将这些歌一首首地记录下来，装订了厚厚的三大册，共一千多首，成了他后来写作武侠小说的宝贵素材。他笔下那一个个特色鲜明落拓不羁的游侠人物是否也源于他少年时在湘西的历练和体验，不可得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湘西的奇山异水、风土人情、民俗俚曲早已烙在他的脑海里，而湘西人那种爱憎分明，轻生命、重承诺，轻钱财、重情谊，不畏强暴、不怕艰难、扶弱济贫、豁达开朗、乐观向上的传统侠义精神也融入武侠大师的灵魂之中。以至于若干年后，一代武林宗师对湘西泸溪的地形地貌、民间典故、风俗民情如数家珍，不遗余力、详尽地加以描述。

　　金庸曾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过，“义”是人的一种性格精神，所谓义或者说是一种特别的情谊，都是属于人的感情。侠义是人类感情中一种比较特别的东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消息传到湘西时，金庸欣喜若狂，恨不得马上飞到故乡亲人身边，但毕竟战争刚刚平息，归途仍然坎坷难料，加上同学哥哥盛情挽留，于是直到1946年初夏，金庸才告别湘西，回到故乡。

　　02“国内最喜欢的作家是沈从文”

　　金庸在一次受访时曾言：自己最喜欢的作家，国内是沈从文，国外是大仲马。沈从文、金庸、大仲马，三人确存某种微妙的联系。

　　大仲马小说是西方文学中与“武侠小说”形貌最为接近的。大仲马以真实历史为“钉子”挂上虚构故事的写作手法，更为金庸所借鉴继承。

　　沈从文则极力赞赏故乡湘西那种“个人的浪漫情绪与历史的宗教情绪结合为一”的“游侠者精神”。沈从文追忆自己少年时在湘西眼见的“游侠者行径”：“重在为友报仇，扶弱锄强，挥金如土，有诺必践。尊重读书人……还能保存一点古风……（湘西的）游侠观念纯是古典的，行为是与太史公所述相去不远的。”文章结尾处，沈从文甚至强调：“游侠者精神的浸润，产生过去，且将形成未来。”有研究人士表示，沈从文是“有可能写作武侠小说的”，如成事实，“当不至于让金庸独步天下”。

　　虽然沈从文不曾写作武侠小说，但他小说中描写的苗族人与金庸笔下的游侠，仍自有其同质性：诚朴、笨拙、勇悍、野性、深情……沈从文与金庸的小说同在缅怀追忆这个民族在苍老之前那种磅礴大气、沛然莫之能御的生命力。

　　沈从文说：“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代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和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是不是也适用于金庸的“通俗小说”呢？

　　金庸于中国史，则最爱春秋战国、强汉盛唐。于世界史，钟情希腊荣光、罗马盛况。那样的时代，虽难免野蛮、血腥，却是虎虎有生气，迸发出生命伟力，不是今天的文明人类所能企及。1994年，金庸在北大表示，自己可能会以春秋战国为背景写一部历史小说，因为“这时期的历史人物慷慨豪迈，思想开放”。

　　03“‘湖南骡子’精神很了不起”

　　“我觉得湖南文化中有一点，外省人毁谤湖南人，不好听，讲湖南骡子，好像骡子这样很倔性的，你拉东它偏偏要往西；你打它它都不屈服，这种精神是很了不起的。”

　　也是在2000年岳麓书院的演讲中，金庸回答一位学生的提问时如是说道。可以看出，金庸对湖湘文化是十分欣赏的。

　　他欣赏湖南人的为人——“我觉得湖南人做事很踏实，虽然并不能肯定曾国藩压迫的农民起义，但他做事情的作风，坚毅不拔、继续奋斗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他欣赏湖湘文化——“湖湘文化中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做学问和办事是两者合一的。王阳明在这里讲话，他讲知行合一的。一方面要求知，一方面要行为。朱熹，人家认为他是唯心的，其实朱熹也强调要内圣外王，中国的传统学者，自己修养好之后要施展出去，对社会有所贡献，能够帮助人家。孔子也讲‘已欲利而利人，已欲达而达人’。朱熹、王阳明都是这样一个传统。”

　　朱熹、王阳明都曾在岳麓书院讲学，“知行合一”也是金庸奉行的处世理念，所以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武侠作家，还是一名成功的报人。正如金庸自己所言，做学问和办报并不矛盾，《明报》才是他毕生的事业与声誉，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一种表现。

　　1959年，由查良镛（笔名金庸）和沈宝新创办《明报》，直至1993年，金庸连续担任香港《明报》社长、董事长、名誉董事长。在此期间，金庸为《明报》撰写社评二十余年，出版有《香港的前途》等中英文政论集。2008年4月，该报更名为世界华文媒体。《明报》内容以香港本地新闻为主，两岸、国际新闻为辅。香港中文大学的调查指出，香港市民及传媒业界认为明报在香港报章中持有比较高的公信力，报道亦屡次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