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前的“通道转兵”，从危机中挽救了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

　　6月29日，再走长征路记者来到位于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的恭城书院。已有300多年历史的恭城书院，是通道会议的会址。记者看到，恭城书院恢原了当时开会的桌椅、煤油灯、地图等场景，前来瞻仰的人络绎不绝。

　　85年前，这里曾经有过一场惊心动魄、事关红军前途命运的讨论。

　　不改变原定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灭危险

　　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中央红军在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的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

　　12月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进军通道。“见到第四道封锁线被突破，蒋介石紧急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靖县（今靖州侗族自治县）、洪江、武冈等地构筑工事，张网以待，准备全歼红军。红军面临战略选择的严峻生死关头。”通道转兵纪念馆宣教部部长粟秋梅说，敌人企图把中央红军消灭在去湘西的路上。

　　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争取主动，到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挽救危局。“可是，博古、李德无视敌情的变化，仍然坚持由通道北出湘西，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中央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通道红色文化研究专家胡群松说。

　　毛泽东的转兵主张，得到多数同志的支持

　　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和李德7人。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并邀请当时“靠边站”、无实权的毛泽东列席会议。会上，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会上，李德说：“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

　　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他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

　　“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毛泽东说。

　　“毛泽东，如果失败了，这个责任谁来负？”博古和李德认为，如果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往湘西走，失败了责任由共产国际来担；往贵州走，万一失败，无人担责。

　　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赞同这个主张，博古、李德仍坚持到湘西去。中央鉴于形势，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12日19时30分左右，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了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

　　12月13日，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突然改变行军路线，分两路转兵西进：一路由县溪进入靖县的新厂、平茶，然后分两路向贵州进军；一路由播阳进入贵州洪州，向黎平挺进。

　　通道转兵是实现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一进入通道转兵纪念馆，“通道转兵，实现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的大幅标语就映入记者眼帘。通道转兵纪念馆的一面墙上，书写着几行字：实事求是，民主集中，独立自主，敢于担当。

　　《红军长征史》写道：短促的通道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也是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

　　中央红军依照中革军委命令，突然改变行军路线，转兵贵州，暂时脱离了险境。这就是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胡群松认为，“通道转兵”是一项尊重客观实际的决策，从危机中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

　　专家声音

　　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不仅使中央红军绝处逢生、转危为安，而且为黎平会议的召开和遵义会议最终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奠定了基础。通道转兵揭开了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序幕。——龙新民（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通道会议作为伟大转折过程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决定红军命运的第一次重要会议，无疑具有特殊的开创性意义和“破冰”意义。完全可以说，通道会议是伟大转折的先声，是遵义会议的前奏，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后来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杨泰波（湖南省党史联络组副组长、省中共党史学会会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通道会议时间很短，只有两三个小时，但是规格很高，意义重大。通道会议促成的“通道转兵”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胡群松（通道红色文化研究专家）

　　长征故事

　　96岁侗族老人苦等红军阿哥邱显达85载

　　“看着皮箩，我就看到了红军阿哥”

　　“他是个好人，说话和气，临走前还给我家留下了这一担皮箩。”6月30日，通道侗族自治县万佛山镇流源村96岁的侗族老人杨昌彬，向记者道出了85年前的一段往事。

　　“老乡，给我一口吃的吧！”1934年冬的一个黄昏，11岁的杨昌彬和父亲正在家中做饭，突然看见门外有一个拄着拐棍的年轻人，只见他的衣服破得到处是布条，头上戴着一顶有五角星的军帽。这是一位受伤的红军战士。

　　“快进屋来，我这里有饭给你吃！”父子俩将这位名叫邱显达的红军战士请进屋，得知他22岁，是江西人，在湘江战役中受了伤。“当时他伤得很重，左边的小腿被子弹打穿了，伤口流脓。”杨昌彬指着远处的山，告诉记者，当时红军阿哥邱显达就是从那个方向来的。

　　杨昌彬的父亲经常上山给邱显达采草药，他就给邱显达洗伤口，帮忙敷药。近三个月后，邱显达的伤慢慢痊愈了，他想着去追赶自己的队伍。养伤的几个月里，红军阿哥给他讲共产党带领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

　　“阿哥你别走，留下来吧！”杨昌彬挽留邱显达，希望他能留下。

　　“我参加红军之前，在家里是个篾匠。感谢你们的救命之恩，我没什么可报答你们的，你们这里有竹子吗？我给你们打一担皮箩留个念想，这样你们看到皮箩，也能想到我。”邱显达说干就干，跑到山上砍来竹子，开始打皮箩。邱显达的手艺很好，打的皮箩又密又牢。皮箩打好了，他也要走了。杨昌彬依依不舍，邱显达对杨昌彬父子说：“等革命胜利了，我回来看你们。”

　　邱显达这一走，就是85年，他再也没有回来过，也没了消息。杨昌彬一直想着红军阿哥邱显达，他经常跑到村口，去看看阿哥有没有回来。“想他了就看看这担皮箩，就像看到他一样。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过得好不好。”

　　如今，杨昌彬家里已经四世同堂，房子翻新，日子红火。当地的人们把皮箩故事编成歌：“门前青山坡连坡，我送红军出山窝。我的侗家老阿哥，你的恩情记在我的心窝。我的红军小阿哥，你负重伤痛在我心窝……收下这担小皮箩，看见皮箩就想起我的哥。”

　　战至弹尽粮绝，八壮士英勇跳崖

　　1934年9月15日，正在通过杉木桥小水大坡界山脚下的红六军团18师被国民党湘军李觉部55旅截为两段。

　　红军迅速作出反应，命令52团前卫排30余人担任掩护，以保证队伍突围出去。该排迅速抢占大坡界另一高地，向敌人猛烈开火。敌人一时摸不清虚实，以为红军增援部队赶到，便集中火力对准掩护部队，红军主力则趁机突围出去了。

　　“李觉的19师55旅战斗力十分强劲，他命令敌军一部从大坡界两翼迂回包抄，造成对掩护部队两面夹击的不利形势，妄图将红军一口吃掉。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红军战士苦战3个多小时，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小水村党支部书记李明良介绍，当年红军战士们面对强敌毫不畏惧，决心与阵地共存亡，紧紧地拖住敌人，掩护大部队撤退。

　　“那个年代的机枪不像现在质量好，打久一点就枪管发热卡弹，必须要冷却才能接着用。红军喊我们村的村民谭大成从山底挑担水上来冷却机枪。谭大成把水挑上来后，红军从兜里抓了一把铜板给他，让他赶紧下去，还说：‘快走，快走，好危险。’”李明良说，在激战中有20多位红军指战员英勇牺牲，剩下的8名红军战士仍然坚持战斗。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石头砸，最后石头也砸光了。300多名敌人冲了上来，切断了他们的退路。而后面又是50多米高的悬崖峭壁。敌人疯狂地嚎叫着：“抓活的， 抓活的!”

　　为了不当俘虏，8名红军战士砸烂枪支，整理好衣服和帽子，相互搀扶着走向悬崖，毅然从50多米高的悬崖上纵身跳下。“6人当场牺牲，2人一息尚存。国民党军让他们脱离队伍，交代红军去向，并拿出大洋说这样就可以放他们回家，而两名红军战士什么也不肯说。”李明良介绍，气急败坏的国民党军将两名红军战士当场击毙。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小水战斗的发生地，始建于1991年的小水战斗纪念碑记录了这场惨烈而悲壮的战役。纪念碑上，萧克将军书写的“红军精神永存”六个大字，不仅刻在了纪念碑上，更刻在了千千万万人民的心里。

　　我走在长征路上

　　实事求是、敢于担当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刘琦

　　从通道县城驱车约20公里，记者来到通道侗族自治县梨子界红军烈士墓。墓旁，一棵被炸断树干的老樟树，就是梨子界战役的“见证者”。

　　1934年12月，在这里，红军遭遇广西军阀及国民党地方武装的阻击及敌机轰炸，损失惨重。红军离开后，当地群众自发行动起来，捡拾在梨子界战役中牺牲的红军战士遗骸，将他们集中埋葬于此。“敌机轮番轰炸，红军穿越山势陡峭的羊肠小道，战斗的惨烈是难以想象的。”通道红色文化研究专家胡群松说。

　　长征途中，一场场惨烈的战斗被记录在史册中，但很多都只是记录了大体的牺牲人数，很多红军烈士连名字都没有留下。行走在通道，再次走过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每一处角落，看着一件件见证那段峥嵘岁月的物品，望着一个个战争留下的痕迹，瞻仰一处处烈士纪念碑、纪念亭，红军不怕流血牺牲的壮志依然让无数后人动容。

　　1934年12月12日，恭城书院，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讨论在这里展开。这场时长仅两三个小时的通道会议，不仅在当时、也在后人看来意义重大。而通道会议促成的通道转兵，更是给这座县城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通道，逆境中的毛泽东不计个人得失，在党和红军需要他的时候，实事求是地为这支革命队伍找寻出路，反复据理力争，提出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在极“左”的政治氛围下，提出这样的主张，毛泽东既需要有勇气和信心，又要有敢于对党和红军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担当精神。通道会议给我们的深刻启示就是，无论何时都要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符合实际的行动方针，敢于担当，这些都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80多年岁月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如今的通道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论历史如何变迁，岁月如何更替，红军在通道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都值得我们永久保存，发扬光大，世代传承。

　　英雄长沙人

　　“长征四老”中两人来自长沙

　　在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丽史册上，不少长沙籍红军将领战功赫赫，英名永存。

　　记者在通道转兵纪念馆看到，红军经过湘江战役后，胡耀邦、刘少奇、李富春、王震、李维汉、王首道等长沙籍将领转战通道。在长征路上，他们霸得蛮、吃得苦、耐得烦，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从不惧怕流血牺牲。

　　转战通道时，谢觉哉（宁乡人）、徐特立（长沙县人）和董必武一起编入中央机关纵队干部休养连。1934年10月，资历较深、德高望重的“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四人，在中央红军生死存亡之际，坚决拥护中央决定，紧随中央红军走过了万里长征的漫漫征程。后来，就有了“长征四老”之称。他们老当益壮，大大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信心。

　　长征中，徐老拄着一杆红缨枪，当拐棍用，身上那件长袍上，缝缀了几个口袋，分门别类地装着老花镜、文件、书籍和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的公章。谢老在哈达铺捡到一张《晋阳日报》，上载“陕北刘志丹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式红军五万余人”，毛泽东看到这个消息后，决定把刘志丹在陕北开辟的革命根据地作为长征的落脚点。

　　长征中也有妇女干部数十人，均腰悬短枪，脚穿草鞋随军出走。此辈娘子军，均系身体强壮、健步如飞者，常在卫生部招呼伤病兵。通道纪念馆记载，转战通道时有李贞、陈琮英等长沙籍女红军。

　　相关链接

　　长征长沙籍烈士英名录（部分）

　　刘畴西：望城人，任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总指挥，1935年1月折返闽浙赣苏区途中被俘，与方志敏等人在狱中始终坚贞不屈，1935年8月6日就义于江西省南昌市百花洲。

　　寻淮洲：浏阳人，率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北上抗日，1934年12月14日牺牲于皖南泾县茂林。

　　陈树湘：长沙县人，红三十四师师长，掩护红军渡过湘江时受伤被捕，自断肝肠，牺牲于道县。

　　程翠林：浏阳人，红三十四师政委，1934年12月掩护红军渡过湘江时牺牲。  

　　易荡平：浏阳人，红一军团红二师五团政委，1935年11月掩护红军过湘江时牺牲。

　　刘畅：浏阳人，红三军团第五师参谋长，1935年5月26日强渡大渡河时牺牲。  

　　龙云：浏阳人，红六军团红十八师师长，在贵州被捕，后被杀害于长沙。  

　　马赤：浏阳人，红十七师、十八师参谋长，转战于湘鄂川黔，1935年7月牺牲于湖北来凤。  

　　（以上仅为党史书籍中所载录的长征长沙籍烈士英名录，另有数百长沙籍红军牺牲在艰险的长征途中，不能一一具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