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长沙（190）坚定文化自信，奏响文化强国的盛世壮歌

　　聂茂

　　改革开放的40来年，中国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完成了从延续了五千年的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成功转型。虽然，就20世纪整体而言，拥有主导地位和话语权的是西方世界，但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使西方话语已经无法完整地表达中国和阐释中国。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道路正在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新的空间和新的可能。这是中国文化的大格局，也是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

　　在全球新冠疫情施虐、中国控制新冠疫情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时间节点，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胜利召开，全会提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可以说，这次会议，吹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大踏步朝着既定的伟大目标迈进的号角。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明经历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中国人民用奉献与牺牲、智慧与血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于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中国文艺家们充分感受到整个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体量与速度奔涌而来，因此，坚定文化自信，让文艺创作奏响盛世壮歌，是这个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一、坚定文化自信，是文艺工作者的自觉选择，是文化强国的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改革开放以来，思想的空前活跃，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的巨大进步，文化的不断创新，这些丰富的中国经验是独特的，异质的，完全不同于他国经验，理应成为中国文艺创作取之不间竭的资源宝藏。广大文艺创作者要有充分的信心，立足本土，更好地认识中国和表达中国。与其说，这是一种道路选择，毋宁说，这是一种政治态度。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中指出，写作是有政治目的，他认为“没有一本书是完全不带一点政治倾向的。那种艺术应与政治无关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这种政治态度不仅是一种艺术立场，也是一种“文学本质”。铁凝曾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的自行车坏了，想买新车。祖父问他：“如果你什么坏了都一扔了事，你的脑子坏了也会扔吗，灵魂坏了怎么办？”铁凝阐释了她所理解的“文学本质”，即抵抗生活中众多的“一次性”，也包括生命的“一次性”。这个故事具有现实针对性和警醒意义：人的思维与行为受到文化的制约。文化是日积月累的，是润物无声的，是潜移默化的。

　　某种意义上，中国文化既是一种诗教文化，又是一种政治文化，它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在于，充分尊重和维护人的崇高价值，追求“君子为上”的道德品格与精神气节，强调个人对世界、国家、民族的道义担当，崇尚“和合”的世界观、人生观、字宙观。因此，文艺工作者要充分认识文化母国的优秀基因，走出个人小圈子，聚焦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打破思想禁区，回答文学与经济、社会、时代的重大命题；拒绝虚假的私密化写作，拆除“心”的围墙，更加积极地投身到文化强国的建设中，做到“身入”“心入”“情入”，努力拥抱波澜壮阔的时代大潮，深入人民群众沸腾的生活中，去倾听、感受和书写。

　　二、坚定文化自信，是文艺工作者的源头活水，是文化强国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创作汲取不少外来文化的优秀经验，不少作品实现了外来文化经验的本土性转化。但是，忽略、抛弃甚至是鄙视对中华传统美学精神、文化艺术资源的弘扬、传承与赓续的现象仍然存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民本、崇仁爱、守诚信、求大同等思想，以及敬业乐群、自强不息、扶危济困、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具有永不磨灭的价值。这些老祖宗用心血、智慧、乃至生命流传下来的精神遗产应当成为文艺工作者的源头活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激活，自觉传承与弘扬，这不仅是文艺创作者神圣的文化责任，也是文化强国的基础，是文化软实力的时代表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莫言认为作家离开本民族传统是无法写作的，一个优秀作家必须不断从本民族的传统中汲取营养。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家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作品，成果丰硕，其原动力不是诺贝尔文学奖或别的什么大奖，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奖项能够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学车轮滚滚向前。”只有重视发掘和积极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是作家、艺术家走向成功的不二法宝。

　　因此，文艺创作应大力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激活文化资源。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华优秀文化既是文化强国的思想源泉，也是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屹立不倒的坚强基石。坚定文化自信，是文艺创作者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之义。如果“以洋为美”“挟洋自重”“唯洋是从”，用“西方黄瓜”的标准来判断“中国南瓜”的价值，就会本末倒置，贻笑大方，遭人唾弃。

　　三、坚定文化自信，是文艺创作者的精神动力，是文化强国的保障

　　文化的目的在于“教化”，以“文”化“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一个人的肉体终将消失，但精神可以永存。这种精神一旦被激发，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

　　抗战时期，诗人田间写了一首短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这是奴隶！’”就这么短短的四句诗，没有豪言壮语，却如晴天霹雳，激起千千万万国人同仇敌忾，冲向抗日战场，保家卫国，英勇杀敌。

　　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鼓舞人心，带来强大的精神力量。文艺书籍作为文化的价值承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西塞罗说：“没有书籍的房间，就像没有灵魂的躯壳。”莎士比亚也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由此可见，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会因国界、语言的限制而囿于一隅。孔子的言说不会因为他是中文而只局限在中国传播，同样地，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托尔斯泰的小说不会因为它们是英文和俄文而无法流传到世界各地。卡夫卡说：“文学加深了我对他人的自我、他人的领域、他人的梦想，他人的言论和他人所关心的地域的同情。”在他看来，悲悯与同情就是文学的意义。

　　事实上，文学的价值不仅可以激发国人杀敌报国，唤起大家普遍的同情心和悲悯情怀，而且对创作者超越自我、激励自身也是十分重要的。太史公曰：“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生命意义的“三不朽”，“立言”即是其中之一。如果曹雪芹没有《红楼梦》，谁还知道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对许多作家来说，离开了文学，他们活着毫无意义。巴金晚年无法写作时，叹道：无法写作，生命也就结束了，“长寿一种惩罚”。因为，文学让人体验和感受不同的人生，文学作品让作家的生命得以延伸。《沧浪之水》的作者、我的同事阎真，他最大的期盼就是：他死后50年还有人读他的书。中国作家如此，外国作家也不例外。写出《月亮和六便士》的英国作家毛姆在90岁生日时，前来道贺的人问他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他坦言：经过这么长时间，还有人在读他的书，这是他最开心的事情。这种精神动力，看起来是个人的，又何尝不是一个国家、一个集体、一个民族的缩影呢？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不仅是一个人面对挫折、战胜困难、超越自我的情感支柱与坚强保障，更是一个集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不屈灵魂，只要精神不倒，坚持下去，奋斗下去，就会有奇迹出现。中华民族五千年沧桑，经历了多少大灾大难，但都没有沉沦下去，一次次坚持，一次次奋斗，“打落牙齿和血吞”，终于迎来了和平盛世。

　　文艺的根本精神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理解、包容与尊重。当今是一个流动的时代，中国人出现在世界各地，融入到各国人民的生活中，世界各国人民也积极参与到我们的生活中来。我们不仅要敞开胸怀，与世界人民平等对话，吸收和借鉴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为我所用，而且要自信地与世界人民分享中国经验的丰富内涵，感受中国人民的苦乐、希冀与梦想，不断加深世界人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尊重，也不断丰富我们自身对于世界的认识与想象。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国梦，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有把握、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越是接近目标，越要万众一心奔向同一个目标；越是接近目标，越要付出更为艰巨、更为卓越的努力；越是接近目标，越要更加自信、以饱满的精神迎接每一个挑战。作为命运共同体，每一个人都会享受到文化强国所带来的荣光，同时也要为文化强国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这是历史的选择，是时代的选择，也是文化自信的选择。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精品力作需要文化自信，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需要文化自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文化自信。唯其如此，我们的目标才能实现；唯其如此，我们的目标也一定会实现！

　　（来源：中国艺术报，2020.11.9）

　　作者系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202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新时期文学道路选择研究》（批准号：20JHQ04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