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发现4张《学生救国报》 长沙湘雅19名学生100年前创办

　　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朱炎皇

　　100年前的今天，一群学生走上北平街头，为灾难深重的家园疾呼呐喊，在华夏大地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长沙，同样有一群热血学子，用练习手术刀的手执笔畅言，针砭时弊。

　　近日，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医学数据科学系高级统计分析员李忠泽先生致电本报，他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手稿及档案部保存的史料中，惊喜地发现“五四运动”时期湖南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救国报社编印的4张《学生救国报》。该报是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被查封之后接办《新湖南》的前身，编辑为19名学生，他们后来大多成为我国著名的医学家、医生和医学教育家。

　　在取得耶鲁大学雅礼协会引用授权后，李忠泽先生将4张《学生救国报》影印件提供给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罗慧女士。罗慧说，《学生救国报》在国内一直失传，这是第一次发现实物，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为研究五四运动时期湖南学生爱国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减餐办报，发扬民气

　　1919年5月和6月，“五四运动”到了危急和重要的关头。此时，由湖南育群学会代表湖南省政府与美国耶鲁大学雅礼会合办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成立仅5年，还要等2年才会有第一批学生毕业。

　　当时，在校的19名学生商定成立了学生救国报社，开始编印《学生救国报》。它是周双刊，1919年6月9日编印第一号、6月12日第二号、6月16日第三号、6月19日第四号，社址在“长沙潮宗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报纸的纸张、印刷费由该校师生“减餐担任，不取报资”。罗慧说：“这份报纸由师生从伙食费里挤出钱来，自费出版。”

　　《学生救国报》共出版了四号，每号都登载了启事，一再对宗旨进行声明：“以发扬民气为外交之后盾，联络各校声气为宗旨，言论不涉政事。”说是不涉政事，实际上，文章篇篇皆政事。罗慧说，当时“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以张敬尧为首的湖南省政府严密封锁消息，勒令各报不得登载有关消息和评论，此声明可视为该报应对当时政府禁令的策略。

　　第一号《学生救国报》的《发刊词》由该报主编、第三班学生龙毓莹撰写，张孝骞节译了外媒对中国学生罢课的评论。罗慧注意到，当时舆论对学生罢课而唤起中国人民的觉悟还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价值不可限量，也提醒学生应警惕由此带来的学业荒废。所以，张孝骞加以评论道：“外人虽欲伸公论，然而爱莫能助也。故欲救中国之亡，中国宜自努力。”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理解这位后来被誉为中国现代医学先驱的学子，毕生勤奋、努力的动力所在。

　　到民间去，提倡国货

　　第二号《学生救国报》有三个栏目，呈现了当时三个学生部的工作及成绩，分别是演说部、调查部和交际部。其中，调查部登载了本部的调查报告。他们一是组织调查员走出校门，到兄弟学校去，调查他们参与运动的情况；二是到市场去，逐一了解洋货铺售卖日货的情况。调查部一天内组织了4个学生，调查了约10条街50个洋货铺，体现了“五四运动”中国知识阶层中很多人“到民间去，与普通百姓相结合” 的醒悟。

　　交际部的工作是为“联络各校，解释西人疑问，提倡国货”。他们的报告里出现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微生物学家汤飞凡的名字。从该报可知，汤飞凡是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交际部的部长兼书记，他到商务总会与商界交涉，既了解他们对运动的态度，也了解国货的储备情况，并要求惩罚某些私自进口洋货的商人。

　　在本号时评一栏里，李启盘写了《国民之堕落性》的文章，他在文中预言：“倘能急起直追，则中国改革犹有一线之曙光乎！”这就不难理解李启盘会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学校不得不西迁的重大事件面前临危受命，协助时任院长张孝骞，为尽可能保存母校的实力而作出的贡献。

　　唤起民众，惩办国贼

　　从北京校园里发起的五四运动，其影响波及至湖南后，湖南的学子也奔走呼号，他们不畏政府的压力，全体罢课，并创办报刊、撰写文章，唤起民众。这与史料统计当时长沙各校学生会出版的刊物有10余种、长沙一度成为周刊的世界的结论是吻合的。

　　第三号《学生救国报》栏目中，有该报编辑部“敬告商界”和“敬告同胞”的呼吁——中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国，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张孝骞在本号发表的文章译自《北京导报》中的《国民之争点》一文。文中说，自从山东问题发生后，虽是学生倡导，实则全国上下，从工商各界到贩夫走卒，全部动员起来了，举国一致的要求就是拒绝签字，惩办国贼。但是，解决中国的问题，不是凭大家五分钟热度就可以的，这其中，学生提出的要求比较空泛，各行各业的诉求也各不相同。在这众说纷纭中，有必要确立一宗旨，以为全国国民之争点。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提出防患胜于治患的争点，即对政府有两个要求：“一凡事关于财政者，政府须必公布全国”“二政府不得与外人缔结秘约”。

　　本号出现了一所人们熟悉而现在已不存在的1914年由陈润霖先生创办的楚怡工业学校。该报报道，这所湖南最早的私立工业学校组织了队伍，在长沙的不同地段进行爱国演讲。其实，同一时期，在陈润霖校长的支持下，青年教师毛泽东、何叔衡在楚怡小学也开展了类似的革命活动。

　　家国情怀，理性爱国

　　论说是第四号《学生救国报》的重头栏目，本号发表了三篇论说，撰稿者分别是高镜朗、龙毓莹和应元岳。高镜朗后来被称为我国儿科界的一代宗师；龙毓莹后来成为现代医学家、中医医学史专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了湖南省政府卫生处处长，也就是省卫生厅厅长；应元岳后来成为内科专家和热带病学家，主编了中国第一本内科学以及第一部热带病学讲义。这样的学术精英，在他们的学生时代，身处五四反帝爱国的热潮中，为报纸撰稿时，主题就是爱国、讨伐卖国贼、提倡国货。

　　他们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对国家的责任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龙毓莹在《自觉的爱国心》中论述：“何谓我，何谓国，我与国有何等之关系，我与国有何等之责任”，提出爱国，应是自觉的而非情感的，是永久的而非暂时的，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这是理性而不是狂热的情怀，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