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梦：方言的根

　　作为一个生长在南方方言环境中的写作者，我的公众表达一直处于一种地方性劣势，同样一句话，如果我用益阳话说出来，也许会是巴皮恰肉的妥帖与鲜活。然而，事实上我的写作有时候是咬着舌头拽文（如果读出声音的话，模样多少有点尴尬）。因为语言，让我在具象写实下无法抵达自己最为满意的表达状态。离开方言，我再没有顺手的语言来表达我要说的一切。这对于我真是一个大遗憾。

　　我在说益阳话时，内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安稳与妥帖，我的表达会多少不一地减少歧义，我的本意会尽量达到最大的贴切。

　　益阳话的温情语调里潜藏对人的体贴与尊重。可以随便拈一词来比较，比如益阳人在询问你“怎么啦”的时候，他一定会用婉转的语调这样问：“嗯何改滴那？”就像四分之四拍的一个音节，抑扬顿挫，回环婉转，要车几个圆圈才结句。然而同样一句发问，近在咫尺的长沙人会这样单刀直入地诘问：“你何改咯？”全是顿挫之声，有点咄咄逼人。若改用普通话，那就是：“你怎么啦？”“你干吗？”如此这般的发问更加显得与益阳话的发问语气相去甚远，雅与俗，文气与霸道，昭然若揭。

　　我在益阳市城郊三里桥出生长大，东南十数里是羊舞岭一带山乡，东北十数里是兰溪周边湖乡，远近农民进城，必定经过三里桥这条小街，也常常会在街沿上歇脚聊天。但凡有熟悉的乡邻进城，多半会在我家喝茶歇脚。这个时候，外婆会派我去隔壁裕湘园饭馆端碗肉丝面招待他们。我喜欢听外婆与乡村朋友聊天，他们有味的乡音，机智俏皮的俚语让我感觉很有味。我从他们嘴里知道了“老虫”便是老虎，“黄竹筒”便是黄鼠狼。也由于他们，我的语言触角由此延伸至几十里之外的山乡湖乡。

　　方言是一棵大树，它茂密的根须深深地扎入记忆的深处，乡音一直是我用来结构故乡的元素，越到老越想用方言来说话。只要有机会，我会不失时机地在我的写作中使用方言。

　　我在写作中用方言，最先是受到家乡前辈作家周立波的启发，小时候读《山乡巨变》，读到我小时候的俚语童谣，心中无比温暖。我才晓得，原来益阳话也可以上书。周立波的小说给我及时的示范，影响到童年的我对方言的兴趣。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在散文集《遍地巫风》中做过一些方言运用上的尝试。我在尝试中发现了很多难题：口中的益阳话怎么才能用汉字准确地表达出来？

　　今天见到谢国芳的新著《益阳方言寻根说字》（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犹入宝山，满眼灿灿然。那些熟悉的乡音字眼，一下子扑面而来，堂而皇之地展示每一个方言词汇的前世今生。那些久违了的正在逐渐遗忘的方言妙词一一出现，原来益阳方言中有好多现成的既文气又古雅的词延续至今，只是大多数益阳人不知道罢了。

　　益阳人一直以为自己的话很土气，出门在外，经常被人笑话“蛇、茶、爬”不分，因此，益阳人便自觉不自觉地向省会长沙的官话靠近。随着交通的便捷与电视的普及，普通话、长沙话大举入侵益阳话，益阳土话的版图不断沦陷。

　　方言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基因谱系。益阳话是益阳人在交流中世世代代口口相传至今的语言，然而现在，我们以及我们的下一代，正在丢弃自己的方言。

　　自从推广普通话几十年来，我听到家乡年轻人说的“益阳塑普”，心里五味杂陈。它好比黑瓦白墙的民居被贴上了白色反光的瓷砖，虽然炫目却很是苍白冰凉。方言的根在切断，我心里只有不可言说的隐痛。

　　当谢国芳以方言研究者身份出现，于是益阳方言的整理研究出现了最具实力的接棒者。他像一位田野考古工作者在收集整理发掘失散在各处渐渐被忘却的益阳话，又在追根溯源地做整理研究，这是一件大好事。

　　语言的审美，也是艺术品鉴之一种。可有人认为：只要脱掉益阳话的壳子就相当于作田汉洗掉泥巴上哒岸，立马变得高级洋气起来。殊不知，这泥巴一洗，就把自己的文化与血脉之根部分地扔掉了。

　　方言这个东西枝蔓太多，你若想考证得一清二白，也难，很多的时候是冇得书对的。谢国芳的研究方法是尽量打通方言与古汉语的联系，尽量弄清益阳方言与其他方言的关系，再进行旁征博引的解说。

　　语言创造出的丰富是经过历代历朝历史的积淀而筛选下来的，也只能是一代一代地接力。谢国芳承前启后，在崔振华教授《益阳方言研究》已有的理论性梳理与收集的基础上，重新研究考证。他的研究既有实用词典的价值，同时通过对益阳方言的寻根溯源找到了与传统文化相连接的部分，其学术价值不容小觑，对乡土文化建设来说是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