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湘绮｜文脉长沙

　　王闿运一生交游涵盖晚清大部分重要人物，是清末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被誉为“经学大师”“湘学泰斗”，前后得弟子数千人，有门生满天下之誉，其学术成就与思想影响深远。

　　王闿运诙谐善谑，“唐突古人，自成一家”，一生风骨不肯让人。治《湘军志》，“私论官书均当兼采”，秉持公心。在大是大非上其态度从不含糊。　　

　　王开林

　　壹

　　当然是据说，王闿运诞生的前夕，其父梦见院门上乍现“天开文运”四个金光熠熠的大字，灵机一触即发，他为儿子取名“闿运”，宛如天赐祥名。

　　年轻时，湘潭才子王闿运丰神秀隽，堪称“情种”。“昔年十八九时，在长沙与左氏女相爱，欲娶之。左女亦誓非我不嫁，乃格于其母，不得，左女抑郁以死。”王闿运为左氏女赋诗《忆梅曲》《紫芝歌》，还为她撰写过悱恻的《吊旧赋》和绮艳的《采芬女子墓志铭》。左采芬是美貌的花骨朵儿，“雪肌以杨柳为腰，玉色以芙蓉作骨”；难得的是，她知书达礼，会弹琴吟诗。爱情遭受外力阻断而不幸消歇，这番经历令人刻骨铭心，直到暮年，王闿运仍然缅怀初恋女友，情根深植，伐柯之斧也莫奈它何。

　　王闿运的妻子是其塾师蔡先生的女儿。王公子尚未琴挑，蔡小姐先自属意，老祖母主动出面探河风，于闲谈中貌似随意扯出话头：“湘潭的王生，文才人品蛮好，只可惜太穷了些。”孙女低头笑道：“少年穷措很正常，出息总在后头。”老祖母见她心有所属，赶紧就汤下面：“那你愿不愿意嫁给这位穷秀才？”孙女两颊绯红，低头微笑不语。女郎开心，家人不反对，一桩共偕连理的美事便轻松玉成。蔡小姐名菊生，从小识字，能背诵《楚辞》，有咏絮之才。订婚当晚，王闿运梦见庚帖上写着一个醒目的“媞”字。婚后，他以“梦媞”作为蔡夫人的别字，又添加了一把固结夫妻感情的黄铜锁。婚后10年，王闿运远在外地，写信给蔡夫人，依旧一往情深：“分无壶公缩地之术，而有景纯愿夏之心，岁月将驰，优游而已。子吟桂树，我咏条枚。既见不暇，方谋同老。”他写家书也喜欢搬弄典故，文人的积习太深。

　　民国时期，名士孙思昉写信给掌故家徐一士，对王闿运有赞有弹，其中一段话妙趣横生：“王翁本不满宋学，其识议能轶出宋人上，而行亦多可议。蜀人士谓蜀学由王翁开通，然从学者或得其遗风……”名师出高徒，并非反常。人性是天足，道德是弓鞋，削足适履，绝非王闿运所乐为。徐一士评议道：“王氏不受宋儒矜束，非不高明，特所以自律者不甚讲求，小德出入，浸或逾闲，一代经师，而人师之道乃不免有阙焉。”王翁很少遮掩行迹，也不伪装圣贤，这就将撒谎精康有为甩开了十二条大街。

　　王闿运平素特别讨厌那些束身害性的陋儒，曾作《拟曹子桓》一诗，诗中有句：“高文一何绮，小儒安足为！”好一个“绮”字，这是王闿运极高的自许。曹子桓即魏文帝曹丕，若论文学才华，可算是历代帝王中的前十名高手，此人另有出奇的地方，竟然将文章视为世间的宝中之宝，重中之重，其《典论·论文》既动情又认真：“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中年后，王闿运在今长沙营盘路购置一座小楼，题为“湘绮楼”。他自封为“湘绮楼主”，属意于名山事业，其初衷昭昭见诸天日，被小人儒们诟病为风流率性，他是毫不在意的。

　　同治三年（1864年）王闿运最后一次赴闱，即将行至清苑，忽然思念起“洞房云阁临朝阳”的湘绮楼，心中突生对科举的厌恶，遂改辕而归，作《思归引》以明所怀曰：“思归引，悲朔方，长风驱霜雁南翔。眷伦匹，怀江湘，假余翼，谁谓河无梁……”从此，王闿运绝意仕途，在湘绮楼过着半隐居式的著述生活。今年10月最新出版的《王闿运全集》达38册，1240万字。

　　贰

　　王闿运一生的辉煌期在25岁到55岁之间，暮年做国史馆长只算一场闹剧。

　　25岁时，他在秋闱中举人，此后30年间，结交了湘中第一人曾国藩、朝中第一人肃顺和川中第一人丁宝桢。由老同学龙汝霖引荐，王闿运与肃顺结交。肃顺是郑亲王第六子，少年时狭邪无赖，以酒食鹰犬为乐，成人后革面洗心，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肃顺性格鸷悍，手段狠辣，敢于任事，“积玩之下，振之以猛”，深得咸丰皇帝的信任。他办理戊午科场案，竟置军机大臣、大学士柏葰于死地，刹住了科场舞弊之风。

　　肃顺延揽精英，广收物望，常说满人糊涂不通，只知要官要钱，不能为国宣力，因此他善待汉人。肃顺爱才若渴，尤其推服楚贤，出手救助过左宗棠，保举过曾国藩，对王闿运亦青眼看重，一度纡贵降尊，要与他换帖，义结金兰。有一次，王闿运为肃顺起草封事，咸丰皇帝读罢，叹赏久之，询问操觚者是谁，肃顺如实相告：“湖南举人王闿运。”皇上又问道：“何不让他做官？”肃顺应答：“此人非要点翰林才肯出仕。”咸丰皇帝闻言，竟有意特加赏貂之厚遇。

　　王闿运是个明白人，他深知，肃顺处于政争的漩涡中心，发力太猛，树敌太多，自信太过，倘若自己死心塌地投靠他，很可能会沦为鼎鱼幕燕，惨遭断颈之灾。同时，王闿运接获好友严正基的加急快递，规劝他离开京师，并以严厉的语气发出警告：重蹈柳宗元攀结大臣、急于求进的旧辙，必开招祸之门，困顿而死。严正基言之深切，王闿运悚然动容，便托故前往济南。没过多久，咸丰皇帝在热河驾崩，“祺祥政变”爆发，肃顺被凌迟处死。事发之前，王闿运应肃顺之请，将启程入京，听说顾命八大臣被一网打尽，于是临河而止。日后，他重读好友高心夔寄诗，忆及旧游，百感交集，成古风一首，以示知者。“当时意气论交人，顾我曾为丞相宾。俄罗酒味犹在口，几回梦哭春花新！”丞相即肃顺，宾主融洽，一起畅饮洋酒，可见关系密切。

　　肃顺被处死后，人人撇清与他的瓜葛，王闿运却铭记旧恩。主讲船山书院的时候，他含泪对弟子说：“人诋逆臣，我自府主！”意思是，人人都说肃顺是逆臣，我却认定他是府主。同治十年（1871年），王闿运赴京参加会试，回湘之前，还特意探访过肃顺之子承善，暗中以鬻文所获数千金存恤其家，可谓念旧有良心。钱基博夸赞道：“闿运诙谐善谑，独于朋友死生之际，风义不苟如此。”

　　王闿运精研帝王学，有一个大公案，江湖上盛传他游说过曾国藩，当时曾国藩刚晋升为两江总督，王闿运巴望见到这个局面，于是风尘仆仆赶到安徽祁门湘军大本营。王与曾私下的密谈内容如何？已成千古之谜，后人不得而知。《湘绮楼日记》起始于同治八年（1869年），此前的线索已无从寻绎。但细检曾国藩从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初十到八月十八日的日记，尚可寻获蛛丝马迹。在这70天中，曾国藩与王闿运有多达14次“久谈”，其中七月十六日一则：“傍夕与王壬秋久谈，夜不成寐。”而到了八月中旬，曾国藩收到弟弟曾国荃和湘军将领李元度的来信，提醒他“文人好为大言，毫无实用者，戒其勿近”。若只是寻常的聊天，曾国藩何至于通宵失眠？曾国荃等亲友又何至于紧张兮兮？

　　王闿运试图说服手握重兵的曾国藩养寇自用，不急于攻打太平军，将天下大局逐渐导向三足鼎立之势。满清王朝根基已朽，太平天国内耗严重，湘军势力则如日方中，坐观成败，徐图进取，整顿全局，江山即可重回汉家。对于王闿运所陈献的大计，曾国藩不可能不动心，但他是多病之身，况且长期浸淫于宋明理学，臣忠子孝的思想沦骨浃髓，人生几何，以多病之躯去触发身败名裂的风险，值得吗？

　　事隔多年，王闿运告诉自己的门生、杨度的胞弟杨钧，他与曾国藩私下议事时曾进言：“大帅功高望重，将士用命，何不乘机夺取江山……何苦白白替别人出力？”后者伏案，一边听他侃侃而谈，一边用笔写着东西。中途，曾国藩外出了一阵子。王闿运起身走到案前察看，结果发现曾大帅满纸全写“妄”“谬”二字。待曾国藩返回，王闿运便转移话题，谈笑如故，不复缕陈大略。

　　杨度作《湖南少年歌》，述及恩师王闿运的遭遇：“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衡。曾胡却顾咸相谢，先生笑起披衣下。” 这也间接证实了王闿运游说过曾国藩和胡林翼。

　　王闿运空怀帝王学和纵横术，未能施售其万一，徒然感叹“贤豪尽无命，天意恐难凭”，“道在身将老，名轻愿不刊”。王闿运的大计落空是必然的，曾国藩老谋深算，清王朝大限未至，他只能避祸求福，顺势而为。

　　《清史稿》王闿运本传云：“闿运自负奇才，所如多不合。乃退息无复用世之志，惟出所学以教后进……成材甚众。”身为满腹韬略的纵横家，王闿运长期走背运，的确很不行时；身为广树人才的教育家，王闿运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仅川、湘两地，出自其门下的高足弟子就有廖平、岳森、杨锐、杨度、杨钧、胡从简、宋育仁、刘光第，他有教无类，木匠齐白石、铜匠曾昭吉、铁匠张正旸受其点拨，皆卓然成才，荣获“王门三匠”之美誉，尤其令人称道。从这张简约的人才清单，我们不难看出，“戊戌六君子”中有两人（杨锐和刘光第）曾列于王氏门墙，这绝非偶然现象。王闿运能将天下豪杰收为弟子，光勉强是不行的，还得确有强过他人的真功夫、硬本领才行。王闿运赠诗王森然：“求友须交真国士，通经还作济时人。”他治学以社稷苍生为念，以经时济世为怀，从不赞成门下弟子一味埋首于故纸堆中，纯然以训诂考订、寻章摘句为能事。

　　王闿运未能乘时一展，始终耿耿于怀。他致书好友李榕，就曾一吐为快：“要之我辈各放光明，必非太平气象，不如林泉啸傲，皮口喧天，既保交情，更全国体。此外蝇营狗苟，相党相争，或汉奸以保功名，或清流而取将相，既非吾人所屑，宜其升官而发财。举人有人举乎？废员当废然也。”真要是心平气和，淡定如砥，他就不会发这类牢骚了。

　　叁

　　王闿运自道“唐突古人，自成一家”，自诩“魏晋以后，都不识圣。圣人大道，自我而明，如日再中”，自叹“本朝二百年无著作之手，有一识大思精如闿运者，又不得与承明”。他治学一辈子，著作等身（岳麓书社新近出版了《王闿运全集》），但被人艳称的杰构偏偏只有一部史著——《湘军志》。

　　咸丰十一年（1861年），郭嵩焘在长沙设立褒忠局，与罗汝怀主持编纂《湖南褒忠录》。同治元年（1862年），郭嵩焘写信给金兰之交曾国藩，商订体例，曾国藩于三月十一日回复，对此举持保留意见，关键原因在于金陵未克，全局仍有可能翻覆，不宜高调鼓吹，以免沦为笑柄。他建议给死事诸公（江忠源、塔齐布、彭泽南、李续宾等人）立传，存其事迹，以免遗忘。将来真正大功告成了，再编纂此书，方可名正言顺，水到渠成。郭嵩焘听从了曾国藩的建议，《湖南褒忠录》杀青之后，并未立即付梓。应该说，《湖南褒忠录》是《湘军志》的嚆矢和先声。

　　同治年间，湘军将领处于高光时期，他们硬生生接下泼天的富贵，被清廷擢拔为总督、巡抚、提督、总兵之类的文武高官，好日子过得快，恍如白驹过隙，曾国藩去世之后，他们这才拍拍后脑勺，猛然察觉当时起兵之人和殉难之士已近乎湮没，传闻失实，功烈未彰，若要取信后世，扬名久远，必须勒成一部史书，于是大伙儿决定找一位顶尖高手来修撰湘军史。还有谁比王闿运更有资格接下此单？他是本土大文豪，又与湘军将领多有交集，颇具交情，实属一时无二的隽选，最为重要的是，曾国藩生前就有过“著述当属之王君”的叮嘱。于是经由吴敏树动议，郭嵩焘倡行，曾纪泽主持，赍送了丰厚的润笔（六千两银子）给王闿运。事情就这样敲定下来，时为光绪元年（1875年），王闿运43岁。

　　古代的史官原本分为左史和右史两类，二者分工明确：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譬如《尚书》记言，《春秋》记事。太史公著《史记》，将言与事合而为一，从此创下新例。

　　王闿运目高于顶，在他看来，唐宋八大家只不过是泛泛之辈，“八家之文，数月可似”，将牛皮直接吹成了虎皮。他发足飞奔，为的是“依经立干”“力追班马”，直接取法班固和司马迁，“为有德之言”。细检《湘绮楼日记》，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初一，王闿运阅读《三国志》两卷，认为它“诚非佳史”，陈寿的史才被后世夸大了。他写道：“史才不易，亦何容滥予人名，若以鄙人秉笔为之，当不在范、班之下，因慨叹久之。”王闿运对自己的史才极为自信，不仅能够盖过陈寿，还可直追《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和《汉书》的作者班固。

　　当年，尚在搜集资料阶段，王闿运写信给刘坤一，阐明《湘军志》旨趣：“其意不在表战功，而在叙治乱得失之由。”这无疑与湘军集团功勋元老们的初衷背道而驰了。王闿运拿定主意，“私论官书均当兼采”，花费5年工夫，写成《湘军志》，总计16篇，10万余字。光绪四年（1878年），王闿运在日记中写道：“作《湘军篇》，因看前所作者，甚为得意，居然似史公矣，不自料能至此，亦未知有赏音否。”太史公司马迁是中国史学界两千多年来的头号标杆，王闿运富有文才，若论体大思精，何能望其项背？然而所谓的名山事业，若非自信满满，必定难以为继。

　　《湘军志》杀青后，王闿运感慨系之：“修史难，不同时，失实；同时，循情。”“（史官）无故而持大权，制人命，愈称职愈遭忌也。”史官之笔就像阎罗殿上的判官之笔，轻重缓急之际，既可使对方一举超升，也可使对方万劫不复。何况他并非史官，却酷评诸多宿将，活着的人难免深受伤害。倘若他情商够高，笔头子够圆，以歌功颂德为能事，就不难结欢于衮衮诸公。可是王闿运义不容情，在他的笔下，朝廷的官吏昏庸无能，湘军的将领贪残成性。大将曾国荃和刘坤一，前者无异于市中之屠夫，后者仿佛是乡间之笨伯。大佬们恼羞成怒，纷纷跺脚黑脸，指斥《湘军志》诬枉不实。多年后，湖南巡抚陈宝箴盛赞《湘军志》，竟也怀疑王闿运纯粹以个人爱憎驱遣笔墨。殊不知，王闿运认定“怀私文必不能工”，他是秉持公心才敢开罪大佬强梁。

　　事情越闹越离谱，那些原本狂恣跋扈的老帅老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要给王闿运一点利害瞧瞧。曾国荃尤其恼火，金陵决战明明是他戎马生涯中的头号亮点，王闿运却轻描淡写，把众志成城的太平军描写成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使其军功大为减色。曾国荃的门人“怒于市而色于室”，忿骂王闿运笔下专揭九帅的疮疤，专寻九帅的晦气，专跟九帅过不去。他们甚至准备捋袖动粗，大有暴打王先生一顿而后快的意思。其实，王闿运笔下已为曾国荃开脱不少，并未赶尽杀绝，既然曾老九不领情，王闿运也只能摇头叹息：“不知文之人，殊不可与言文！”他致书亲家黄子寿，撂下这段话：“申夫（李榕）之恨《湘军志》，较沅甫（曾国荃）尤甚。闿运复书云：‘他日阎王殿下，亦惟有俯伏认罪，自投油锅，不知可平旦夕之气否？’”

　　因为《湘军志》一书，王闿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这回连老朋友郭嵩焘也抹下面子，不复同情其遭遇：“王壬秋《湘军志》，均取当时官场谣谤诋讪之辞，著为实录，以相印证，尽取湘人有功绩者诬蔑之，取快悠悠之口，而伤忠臣烈士之心，竟莫测其用意之所在。其颠倒功过是非，任意低昂，则犹文人习气。”王闿运不胜其烦，不堪其扰，只好妥协，将《湘军志》的雕版和部分成书交给郭嵩焘（因为郭氏是湘绅宿望，又很反感《湘军志》），任其毁弃。可是王闿运的蜀中弟子不畏强权，硬是将这部史志刻印出来，使它流播于坊间，岿存于世上。

　　肆

　　王森然撰《王湘绮评传》，绘成传主王闿运的文字素描：“先生丰下而丹颜，目如电，声如钟，步履如飞，禀赋之厚，盖无与比。平生早眠早起，无烟酒之嗜，亦摄生之道有异于人，故其精力弥满，造诣独多。”

　　民国初年，袁世凯决定聘请康有为担任国史馆馆长，但康有为力辞不就，还放出狠话来：他要是修《清史》，袁世凯必入贰臣传。这就让袁世凯如芒在背，浑身不舒服。于是袁世凯退而求其次，邀请湘绮老人王闿运出山。早在30年前，王闿运写信给龙高平，就已断言：“五十之年，仆仆行役，此有官癖者为宜，而以老兄之初志，又未屑与悠悠者沉浮矣。”莫非到了80岁，他的官癖反而有增无减？王闿运收到聘书，以嘲弄的语气质疑道：“瓦岗寨、梁山泊亦欲修史乎？民国才不过两年。何史之有？唯有馆耳。”但他并未一口回绝，反倒是乐颠颠地赴京上任。不少学者对此大惑不解，章太炎即致书刘揆一，笔吐微词：“八十老翁，名实偕至，亢龙有悔，自隳前功，斯亦可悼惜者也。”清朝遗老郑孝胥的道德优越感超强，他赋诗嘲讽王闿运，道是“湘水才人老失身”。然而王闿运未在清朝踏入过仕途半步，就连一秒钟的蓝顶子、红顶子都没有戴过，“失身”之说根本不能成立。面对郑孝胥射来的毒箭，王闿运以“登西山不用采薇”作盾牌，巧妙地挡住，意思是，我王某人食周粟，尽可安心，因为我只是前朝的草民，哪有失节可言？王闿运去世后，版本学家叶德辉所撰挽联暗含讥刺：“先生本自有千古，后死微嫌迟五年。”意为王翁若早死五年，即可名节两全。陈夔龙也对王翁有“倘早没数载，宁非全福”的惋叹，并且引用查慎行吊钱谦益的诗句“生不同时嫌我晚，死无遗憾惜公迟”，以增强其言的说服力。

　　当年，有好事者按捺不住好奇心，揣此疑惑，直接就教于王翁：“公已八十三岁高龄，夫复何求？如今折身事袁，为其下属，似不值得。”王闿运的回答既令人解颐，又令人释疑：“做官是一件最容易不过的事情，如今老聩，百事莫办，只得找件最容易的事情做做。”

　　究其实，王闿运受累于弟子杨度，杨度要借重恩师之盛名，为自己多捞取些政治资本，因此擅自在劝进书上代为签名，实违恩师本愿。在大是大非上，王翁的态度从不含糊，他劝杨度不可犯傻：“若先劝进，则不可也。何也？总统系民立公仆，不可使仆为帝也。弟足疾未发否？可以功成身退，奉母南归，使五妹亦一免北棺之苦乎？抑仍游羿彀耶？”王闿运致书袁世凯，也婉言劝导这位龙心未餍的大总统打消称帝念头：“……但有其实，不必其名。四海乐推，曾何加于毫末？”当时，袁世凯哪里听得进逆耳忠告？

　　王闿运一生风骨不肯让人，就算他真想兜售帝王学的“老锅底”，也不至于沿街叫卖。袁世凯得陇望蜀，欲壑难填，王翁却视之为鄙夫，再加上国史馆的经费、工资迟迟未能到账，遂有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不胜其辱”之感。恼怒之余，他索性将国史馆馆长的印信寄存在弟子杨度处，未向袁世凯辞行，就一驾风返回南方。

　　当初，王闿运北上赴任，在武昌题襟高会上，意气洋洋，所作诗句“闲云出岫本无意，为渡重湖一赏春”，至此仅仅兑现了一小半，折损了一大半，春意似有实无，秋风萧瑟倒是丝毫不假。

　　有一则轶事流传至今。王闿运初抵京城，袁世凯示以高规格的恩宠，不仅陪他游览三海，而且大集百官，设宴为这位文坛耆宿洗尘。饭罢，袁世凯与王翁聊天，礼性周至，状极谦卑，王翁则以“慰亭老世侄”称之。返回客栈的路上，王翁对随行的弟子说：“袁四真是个招人喜欢的角色啊！”马车经过新华门，他抬头喟叹道：“为何要题此不祯不祥之名？”同行者大吃一惊，赶紧问他何出此言。王翁说：“我人老了，眼睛也昏花了，那门额上头题的不是‘新莽门’吗？”王闿运真够机智俏皮的，“莽”字与“華”字确实有点形似。西汉末年，王莽发动宫廷政变，改国号为“新”，猴急鸟躁地过了一把皇帝瘾。可他惨淡经营的15年短命王朝旋即崩塌，他本人也被绿林、赤眉搠翻在地，好个莽爷成了无头之鬼。王闿运话中藏话，弦外有音，暗示袁世凯若蓄意称帝，其下场很难好过王莽。

　　一位阅尽沧桑的大智者，一位被奉为“鲁殿灵光”的大名士，面对纷至沓来的新生事物，肯定要摆一摆谱。民国初肇，王闿运曾撰讽刺联一副，“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横批为“旁观者清”。章太炎意犹未尽，觉得此联与其含蓄，毋宁显豁，他为上、下联分别添加“何分南北”和“不是东西”（意为民国何分南北，袁世凯不是东西），将冷嘲变为热骂，愈加痛快淋漓。时代激变，老派学者与新派学者、名士与斗士竟有如此之明显的不同，王闿运尚肯预留些余地，章太炎则连一分一厘的余地都不肯预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