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轶事：为求公平 笑言可将自己书信撕成两半

　　王 平

　　2015年8月11日，因整理钱钟书、杨绛写给钟叔河与朱正的书信一事，我专程去北京三里河南沙沟拜访了杨绛先生。当时杨先生已经104岁了，几乎不再会见任何客人。但听保姆说是钟叔河托人来看她，便破例答应了。因此，我得以有幸进入钱钟书杨绛夫妇共同居住了二十余年，后来杨先生又独自居住了十多年的寓所。

　　当天下午2点多钟，我如约到达南沙沟六栋杨先生楼下，再次跟保姆打了个电话。她确认是我后，通过门禁开了楼下的铁门。近一两年里，但凡打给杨先生的电话，都是由这位保姆接听后转告杨先生的。

　　待我上三楼后，杨先生家的房门已半开了，是她家的保姆开的门。保姆看上去五十出头，很精干的样子。她引我经过一条五六步左右，光线颇暗的走道进入客厅，一眼便看到杨先生坐在沙发上，穿一件蓝白相间的格子短袖衬衣，老花镜悬挂在胸前，在等着我的到来。见我进了客厅，便缓缓试图起身招呼，但被保姆轻轻按住了。

　　我在杨先生右边坐下，准备向她说明我的来意。保姆说杨先生的听力已经很不好了，非得凑近她的耳朵，用很大声音说。于是我大声在她耳边说了几句钟叔河托我问候她的话，并告诉她，最近(2015年5月底)她托侄女婿杨友龙先生送给钟叔河的近照通过电子邮箱收到了。钟先生很感谢，特地将这张照片放大并装了个相框，托我送杨先生。但看来杨先生似乎既没听太懂，又没听太清楚。但出于礼貌，她表情尽管有些茫然，仍还频频点头。我便取出钱钟书先生和她自己多年来写给钟叔河与朱正的信(原信的复印件及录入打印文本)，还有那个相框一起交给她。杨先生很高兴地接过，先看了看自己的照片，随即将厚厚一摞信件放在双膝上，戴上老花镜，认真翻阅起来。读到其中一封时，她竟然笑了起来，一边指着那封信，一边对我说了几句什么。可是因为声音较低，又加上浓重的无锡口音，我也没听明白她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那封信写的什么，我倒是看清楚了。此信是写给朱正先生的, 颇可一窥杨绛先生真性情，特引如下：

　　朱正同志：

　　今天收到来信，说看见我为钟叔河先生《钱集》首页盖满印章，十分羡慕，也想要一套《钱集》第一册首页也要盖满图章。我立即照办，虽然印章有所颠颠倒倒，但你书上的印章，我全部所有的都盖上了，叔河先生的书上，印章不全，他不亏了吗，所以我在《槐聚诗集存》那册首页，加上了一枚“槐聚”章，请你换给叔河先生，好不好?这样呢，你们兄弟俩就公平了。

　　阿姨见了笑说，“还有点儿偏心吧?”我说，我偏了谁???

　　我这般斤斤较量，你俩将大笑还是两个都气呼呼呢?

　　可知我今天累得汗流浃背，头昏脑涨，晚上急要睡了，因为明天有客约定要来。

　　我夹信的硬纸，可以一分为二，你们只相差三天的兄弟俩一人一半，最公平不过的。让自认吃亏的人先挑。

　　杨绛忍笑草：祝健康快乐!

　　二○一一年八月八日

　　其实我去杨先生家的主要目的，是想麻烦她能否找到多年来钟叔河、朱正写给钱杨两夫妇的书信，将原件复印(最好是扫描)带回长沙。这样编辑出版钱杨夫妇与钟朱的往来书信，比单方面出版钱杨夫妇的书信更加有价值。因此事先便准备好了钟叔河、朱正写给钱、杨书信的录入打印文本，带去北京送给杨先生。这样再与她谈及能否找到钟朱写给他们夫妇的信更自然一些。同时钟先生也想请她看看她自己的信，有什么不想公开的内容没有。尽管就我个人的看法，这些书信有识见，见性情，封封都有意义，并无忌讳之处。但钟叔河是个非常严谨的人，说最好请杨先生亲自过过目，这也是对她的尊重。

　　但见到杨先生后，这些想法都只能放在心里，无法启齿了。她当时的状况，显然不可能再有什么精力去翻寻几十年来钟、朱写给他们夫妇的信件，而当场期待杨先生对她写的信件谈出取舍的意见，显然也不现实。但一时又找不到其他话题来。于是借杨先生仍在翻看信件的时候，我粗粗打量了一下客厅。这间客厅面积不到二十平方米，较方正，陈设极为简陋。还是最原始的水泥地、白粉墙，未做任何装修。一张双人布沙发，已经很陈旧了，左边靠墙摆了一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常见的老式木书柜，还有点歪斜。书柜上方挂着一个嵌有钱杨夫妇合影的小相框。右边则是一张四方餐桌，再是几把椅子。除了正面墙上的两副对联尚能显示出一些书卷气息之外，几乎与普通人家的客厅没有什么太多区别。

　　随后我与在旁边陪着的保姆交谈了—些其他的事情。有些事情亦请她在方便的时候转告杨先生。在杨先生给钟叔河的信中，曾多次提到她，称她做“阿姨”，跟随杨先生应该近二十年了。可以感受到她确如杨先生信中说过的那样，“是个忠心又能干的阿姨”。 聊完一些正事后，她对我说，你看看，杨先生家多朴素，还是水泥地呢。几十年了，搬进来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接着又扁了扁嘴说，楼上楼下好几户人家，都装修过两三次了哩。接着她发现杨先生看信的表情有些凝重，又赶紧大声说，别看了别看了，等客人走了再慢慢看吧。我连忙也看了看杨先生，她的眼光仍长久停留在一封信上。我稍稍低头瞥了一眼。我对这些信件已较熟悉，一看便知大致内容。那是封谈及钟叔河夫人朱纯患癌症病重的信。

　　我再也不便与杨先生说什么了，也明白了保姆的意思，于是起身告辞。我拿出手机，想请保姆替我和杨先生拍张合影留作纪念。保姆说，我得问问她。她凑近杨先生耳边大声说，客人想跟你合个影，行不行?杨先生对着我笑了笑，点点头。我又回到杨先生身边坐下，保姆用我的手机，拍下了两张珍贵的照片。

　　我与杨先生握手后朝门口走去时，杨先生却非要起身送我，我说不用不用，保姆也要她别起身了。但杨先生执意要送。保姆只好小心搀扶着她，慢慢陪她走到门口。刚要出门，我却忽然想起忘记拿自己的包了，遂打算回客厅去取。保姆忙说，我去替你拿。并对已经送到门口的杨先生说，您先别动!就这样，杨先生很听话地站着不动了。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已经104岁的她，多么像个孩子啊。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起，钱钟书、杨绛夫妇便开始与钟叔河、朱正互通音问，并结下了亲密的私谊。其中钱杨夫妇写给钟叔河的书信尤多，有将近一百余封。这些书信连同其他数以百计的现当代著名学者、文化精英写给钟叔河、朱正的书信，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既具有高度的史料及学术研究价值，也具有深刻的人生启迪及文学阅读价值。我们期待与有识见、有魄力的出版机构合作出版这些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