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老人周有光眼中的抗战初期长沙“住”生活
近日,112岁的文化老人周有光先生去世了。记者发现,周有光与长沙有一段情缘,周有光曾在抗战初期,在长沙生活过,他在晚年回忆时,也谈到过长沙。当初周有光住的地方,就在今天长沙五一广场西北角万代广场的后面。
周有光眼中看到抗战初期的长沙“住”生活
任大猛
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沿海城市人口内迁,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的文化人纷纷来到长沙,当时年轻的周有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于抗战初期来到长沙。晚年时期,周有光曾多次回忆起长沙的生活。
周有光说,他在1937年是只身一人来到长沙的,因为熟人介绍,他来到长沙《力报》做晚班编辑。当时的长沙城,位处战争后方,因沿海城市人口纷纷内迁,长沙城内住房极其紧张。年轻时的周有光来到长沙也只能睡在报社编辑室一小帆布床上,以报社为家。
图为今天潮宗街麻石街。抗战时期,长沙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麻石街。沿海内迁汽车涌入长沙,压垮麻石街,造成长沙出行难。
后,长沙中国银行经理特意为周有光在长沙市紫荆街青年会(也就是今天五一广场西北角万代大酒店后)找到一间小房子。
生活在长沙周有光发现他住进青年会后,他的生活变得异常“光明”起来。
起先在报社,周有光就发现,抗战初期的长沙城,一到晚上,家里电灯、办公室电灯,都像鬼火一样,微弱得很,只能让人勉强在黑暗中看到东西。至于他所工作的《力报》社,晚上须另备火油灯照明,才能让记者及编辑们写稿看文章。
而青年会却是长沙的一个例外,这里灯光明亮。美国人在青年会屋顶装有一个风车发电,青年会电量充足。当时长沙也没有公共自来水,但青年会用电力抽取深层地下水, 这里能流出干净的自来水。
就是长沙青年会晚上明亮的电灯和干净的自来水,刺激了年轻的周有光,使他感到:中国必须向现代化前进。
抗战爆发初期,像洪水开闸一样流到长沙的沿海难民极多。
抗战前,长沙市区常住人口仅有20余万人,截止到1938年4月30日统计,已达51万,最高峰值竟高达80余万人。
人口大膨胀,带来租房难。漫画家丰子恺逃难长沙,一家老小十余口借住妙高峰北麓旭鸣里1号萧家一小屋,丰子恺即谢天谢地称:有地方住了。
周有光在抗战初期能够住进长沙基督教青年会的宿舍,算是一种幸运,周有光在百岁回忆时,还曾反复念叨着长沙的生活。
延伸阅读:
那么其他中国文化人在抗战初期来到长沙,观察到的是的长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呢——
作家茅盾看到:
长沙男子学校男生必须剃光头
茅盾
抗战初期,战火波及,中国沿海大城市人们纷纷内迁,他们惊奇发现,长沙城内仍保留古老蛮风,即使着装亦有体现。
常任侠在日记中记道,长沙城内,除少数有钱人戴新式帽子外,出没于这座城市人群仍以布缠头。人们喜戴环圈及藤制约腕。
实际上,当年用布缠头出现长沙城市人群,来自洞庭湖区或湘东湘中山区。
这些湘民用粗帕缠头,后颈处还垂下一截帕子,据说湖南冬天北风凛冽,颈椎为人体最脆弱之处,为防冬季“剁脑壳”西北风,故以布缠头,还须保护人的后颈根。
著名作家茅盾抗战初来到长沙,送儿女在长沙就读。大女儿亚男考入周南女中,儿子阿桑经朋友介绍面试于经武门外岳云中学。当面试后即将离开学校办公室,一粗鲁男子喝住茅盾父子,说茅盾的儿子不能入学。
茅盾正大惑不解时,粗鲁男子解释,他是岳云中学体育教师,学生入学,头一件事先要剃个光脑壳。
茅盾始觉虚惊一场。当时长沙男子中学,多数要剃光头,这又是长沙一种奇异风俗了。
与奇异风俗相反的是,长沙城内公务员,着装统一整齐,精神风貌竟超过一些大都市。张治中即为省会公务员制定“省服”,其式样为:学生帽、中装短衫、中山装裤、黑袜黑布鞋或黑皮鞋。
朱自清来长沙:
最爱吃鸳鸯饼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长沙白案师傅仍会做鸳鸯饼,当时长沙著名点心大师张力行在山东济南表演厨艺,他为店家制作一款鸳鸯饼一经推出,随即引发“泉城”排队抢购。但,发展到今天,长沙传统鸳鸯饼,似乎已经彻底销声匿迹了。
抗战初年,不少内迁的著名文化人,纷纷认为长沙是一座好吃的城市。
著名散文家朱自清从北平“逃”到长沙。一日,清华大学同事陈岱孙邀他同游天心阁,他们吃到极味美的煎馅饼,这种馅饼一半咸一半甜,故称鸳鸯饼。朱自清在日记中对这味鸳鸯饼颇觉满意。
其实来自清华、北大的中国一流文化人在长沙于美食上均有惊异发现,长沙不但以吃辣椒闻名,更随处可发现美食。
吴宓、常任侠等在日记中反复写到并评价:长沙有全国最好吃的小吃——酒酿蛋。
酒酿蛋,如果翻译成长沙话,就是甜酒冲蛋了。哈哈,今天火宫殿、向群锅饺、常青汤圆等大小餐饮店均有供应。
李合盛、潇湘酒店、三和酒家、岳麓山下孔家店,其菜肴均为抗战文化名人激赏。郭沫若在《洪波曲》称颂长沙席面三大特色,桌面宽,筷子长,汤匙大,众所周知,不劳赘述。画家叶浅予最喜吃湘江河街墨鱼炖肉、大盘寒菌、炖牛肉,尤其牛肉粉,一到长沙,他必吃一大碗解馋。叶浅予对长沙席面筷子长亦大有所感,说,自抗战爆发,他便不画漫画“王先生”,不然,以长沙席面竹筷长为题材画出来,倒是极好笑料。
北大校长蒋梦麟在长沙
遇到“的士司机”即黄包车夫讲“叫脑壳”
抗战前,整个长沙城仅有数十辆汽车。
抗战爆发后,沿海大城市汽车像蝗虫般涌入长沙城。
长沙城内道路多为麻石街,上面为麻石人行路,下面是沟渠。
汽车大量涌入,直接后果就是大量麻石街被压塌,长沙得花费巨大力量修街。
人力车在外地教授眼中更成刺眼“风景”。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说,长沙人力车夫在街上慢吞吞像散步,绝不肯拔步飞奔。如果你要他跑得快一点,他准会对你“犟句嘴”:“你老下来拉吧,我倒要看看你老怎么个跑法。”
蒋梦麟说,不要从车夫拖车慢就认为长沙人慢性子,恰恰相反,长沙这座城充满矛盾性和分裂性。来到长沙,人们时常又会在公路车站上,看到那里写着“不要开口骂人,不要动手打人”的标语。很显然,当时长沙人的性格是急躁的,且不太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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