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枢专栏 | 文天祥在湖南

　　长沙市开福区蔡锷北路长沙师范附小系原长沙县学宫旧址。1983年，旧址一侧翻修改建时，发现壁嵌“廉“”节”二字石碑各一块。碑为青石，字体与朱熹书岳麓书院“忠孝廉节”碑大体相同，但“节”字左下方首行镌刻为“大清嘉庆二十年乙亥岁春月吉日摹刻”，第二行为“宋文天祥书”。石面莹净，字迹完好，今藏长沙市博物馆。清同治《长沙县志》记载县学宫云，明伦堂“左右壁摹刻忠孝廉节四大字，宋文山手书”。志载与碑面题款相符，可惜“忠“”孝”二字石碑不知失落何处。

　　文天祥“忠孝廉节”四字还被摹刻到了江永县上甘棠村月陂亭的崖壁上。当地导游牌上如是说：曾与文天祥为京城杭州同僚的上甘棠人周德源回家探亲前拜访文天祥，请为题辞，文天祥即书“忠孝廉节”四字。清乾隆年间江永县令王伟士得知文天祥手书藏于上甘棠，命人摩崖镌刻。

　　文天祥(1236—1283)，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宝祐四年（1256年）状元及第，历官刑郎官、江西提刑等，官至右丞相，封信国公。

　　咸淳九年(1273年)，文天祥被起用为湖南提点刑狱使。当时年已76岁的老丞相江万里以湖南安抚大使知潭州，文天祥到长沙后，第一件事就是拜访老丞相。江万里素闻“天祥志节”，慨然曰：“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其勉之。”把抵抗蒙军、挽救宋王朝的希望寄托在文天祥身上。

　　文天祥处事干练，居官廉正。据《宋史·文天祥传》载，他审理荆湖南路案件，“疏决滞淹，一路无留狱”。其时，广西秦孟四率众起事，并越境攻入永明（今江永）、江华等县，“屠居民，虏妇女，掠去财物”。文天祥认为秦孟四起事不同于“官逼民反”，因而力主发兵征讨，并终于将之平定，道路得以肃清。

　　文天祥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在湖南也留下了文采。在长沙，他曾与友人泛舟湘江，写有《幕客载酒舟中即席》诗：“故人满江海，游子下潇湘。梦载月千里，意行云一方。橹声人语小，岸景客心长。总是浮萍远，飞花莫近墙。”又访道林寺，有感于同乡、前潭州知州周必大把四绝堂改为六绝堂，将祀唐朝沈传师、裴休、宋之问、杜甫四人，再补祀韩愈、欧阳询二人，“为之嘉叹”而作《衍六堂记》。记中赞韩愈“唐贤故事”、欧阳询“乾淳遗墨”，“嘉其有二善焉”。

　　文天祥在巡访湖南各地之余，也曾游历湖湘名胜古迹。文天祥在衡阳登上蒸、湘二水合流处的合江亭，眼见“双江日东下”，顿发“我欲赋扁舟”的感慨，作《合江亭》诗曰：“天上名鹑尾，人间说虎头。春风千万岫，合水两三洲。客晚惊黄叶，官闲笑白鸥。双江日东下，我欲赋扁舟。”在祁阳县写的《楚观楼》诗亦有“半壁楚云立，一川湘雨深”之句，同样表现出对江河破碎的感慨。

　　咸淳十年（1274年），文天祥调任江西提刑使兼知赣州。在离开衡州前的正月十五日上元节,他在衡州知州的陪同下,观灯宴饮，写下了《衡州上元张灯记》，为湖南留下一幅珍贵的民俗画卷。该记详细记录了衡阳城元宵节“士女倾城”“观者如堵”“骈肩累足”“咫尺音吐不相辨”的热闹场面和“百戏之舞，击鼓吹笛，斓斑而前”的张灯盛况。

　　次年，元军东下，军情报急，文天祥提兵万人至临安（今杭州）勤王。为挽救危局，他建议“分天下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他看好长沙的战略位置，提出“以广西益湖南而建阃于长沙”“攻取湘北”，“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可惜建议未被采纳。其后，文天祥出任丞相，孤忠赤胆，力挽狂澜。德祐二年（1276年），元兵攻陷临安，南宋灭亡。文天祥与张世杰、陆秀夫在福州拥立赵昰为帝，高举抗元大旗，浴血奋战。

　　祥兴元年（1278年)，文天祥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兵败被俘，次年被押至大都(今北京)囚禁。文天样正气凛然，誓死不屈，于1283年1月在大都柴市（今北京菜市口）英勇就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遂成为千古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