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枢专栏 | 长沙太守张仲景

　　张仲景(约150—219年)，名机，字仲景，河南南阳人，东汉建安年间长沙太守，人称“张长沙”。1981年，河南省南阳市医圣祠院内出土一块墓碑和墓座，碑的正面刻有“汉长沙太守张仲景墓”九个大字。

　　张仲景从小嗜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当他十岁时，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

　　张仲景处在的东汉末年连年混战，都市田庄多成荒野，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暴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今绍兴）疫情严重，“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对这种悲痛的惨景，张仲景目击心伤。

　　据《伤寒杂病论》的序文记载，自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起，张仲景家族中人十年内有三分之二的人去世，其中死于伤寒病的，占百分之七十。他“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后世有医学者称张仲景为“医圣”，其著作从魏晋及今，一直是学习中医必读的经典著作。

　　当时，在张仲景的宗族中有一个叫张伯祖的人，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拜其为师。张伯祖见仲景聪明好学，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而张仲景尽得其传。《襄阳府志》一书中曾赞叹：“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由于医术大进，汉献帝初，张仲景被举为孝廉。东汉时期长沙郡和南阳郡都隶属于荆州。东汉建安年间，荆州刺史为刘表。张仲景是怎样当上长沙太守的，这得从他的前任张羡说起。建安三年（198年），长沙太守张羡发动反叛，刘表派兵征讨，数年不下，直至建安五年（200年）张羡病死，其子张怿继任长沙太守。刘表继续发兵攻伐，次年张怿被彻底打败，长沙郡重归荆州。张怿兵败之后，长沙太守空缺，那么该由谁来继任长沙太守呢？正好这时刘表的故交、同乡，号称东汉“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向刘表推荐了一位人选。此人即为张仲景。

　　原来张仲景多次为王粲诊治过疾病，两人交往频繁。关于张仲景与王粲交往,晋代针灸学家皇甫谧在《甲乙经序》中曾有记述：仲景比王粲长十七岁，初见王粲时，王还只二十余岁，仲景“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但王粲不相信，没有服药。三天后，仲景问王粲服药否，王粲谎称已服。仲景说，看色相你未服，君为何这样轻命啊。二十年后王粲果然眉落，四十一岁时病死。皇甫谧列举此例，本是说明张仲景医术非常高明，望诊能够预见某些疾病；而王粲却因不遵医嘱，拒绝预服药物防病，终于早丧。但这段记载又说明了张仲景与王粲过从甚密。

　　建安七年(202年)，荆州刺史刘表任命张仲景为长沙太守。至建安十二年（207年），张仲景任长沙太守共五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正是他任长沙太守期间完成的。长沙因此成为不朽医学著作《伤寒杂病论》的诞生之地。

　　《伤寒杂病论》一直流传下来，自宋以后的医家，多称张仲景为“张长沙”“长沙公”，称其药方为“长沙方”，还有《长沙方歌括》一书。历代为《伤寒杂病论》作注或阐发其思想的著作达二百余种，清代所编的《医宗金鉴》评价它：“古经皆有法无方，自此始有法有方……诚医门之圣书。”张仲景为人敬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这部著作当中体现出来的“辨证论治”的重要医学思想，它是祖国医学伟大宝库中的灿烂明珠，从而使中华民族的医学独具特色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以说，这一理论的出现对后世中医学发展起到了绝对的主宰作用。

　　使用寒凉药物治疗热性病，是中医的“正治法”；而使用温热的药物治疗，就属于“反治法”。但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疗方法都是用于治疗热性疾病的，相同的症状，不同的治疗方法，如何区别和选择呢？就要辨证。不仅仅是表面的症状，还要通过多方面的诊断（望闻问切四诊）和医生的分析（辨证分析）得出证候特点，才能处方。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诊断方法，就是张仲景著名的“辨证论治”观点。这种理论的形成，正是建立在精深的医理和严密的辨证分析的基础上，它彻底地否定了仅凭症状来判断疾病性质和治疗方法的主观诊断法，也就确立了中医的重要支柱理论——“辨证论治”的原则。

　　《伤寒杂病论》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身”，表现了张仲景作为医学大家的仁心仁德。自隋唐以后，张仲景的著作远播海外，在世界医学界享有盛誉。从晋朝至今，中外学者整理、注释、研究、发挥《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而成书的已超过一千七百余家，这在世界医学史上实属罕见。

　　清乾隆《长沙府志》载：“汉时长沙大疫，治法杂出，太守张仲景作《伤寒论》《金匮方》行世，全活无数。”东汉长沙城名临湘，为长沙郡的治所，下辖十四县，范围比现在要广很多，包括今长沙、岳阳、益阳、株洲、湘潭、娄底、衡阳等八市和江西的莲花、湖北的通城等地。作为长沙郡最高行政长官的太守，张仲景要操心的公务自然繁多，而任期内正值病疫流行，当时的官箴规定，太守不得擅进民屋，张仲景便以自己的名字冠以“坐堂医生”四字，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日打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这一消息。他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对张仲景更加拥戴。

　　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诊脉处方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用来纪念张仲景。许多药号也以某某堂而名之，如长沙九芝堂、北京同仁堂等。长沙百姓有幸，遇一位既勤于政事又体恤民生的良吏，亲自望闻问切接诊，不少危重病患经太守的救治起死回生。

　　湖南各地中医师收徒弟，都必行“拜仲景先师礼”，这是传承很久的仪式。长沙市今蔡锷北路湖南中医附二院所在地曾建有张仲景祠。此地清代街名叫贤良祠，因街上建有贤良祠而名。贤良祠始建于清康熙朝，清嘉庆二年（1797年），知县蒋绍宗重修，并改为张公祠，又名张仲景祠。清光绪《善化县志》载：“张公祠在北门贤良祠，祀汉长沙太守张机。祠宇久圮，光绪二年(1876年)奉宪请复改修。”

　　抗日战争时，张仲景祠毁于战火，百姓无不痛心疾首。抗战胜利后长沙国医公会易景樵、易南坡、柳赠春、廖欲祥等，向市政府申请登记了《张公祠土地权状》。1946年，长沙中医药界易景樵等四十四人捐款在原址，即今蔡锷北路湖南中医药大学附二院处重建新祠三间，改名仲景堂。堂前碑刻上有“承仲景之志，精耕博釆，行医圣之风，仁济于人”数语。

　　如今张仲景祠的遗迹湮没在历史烟云中了，只在湖南中医附二院门前立了的一块“张仲景祠故址”标志碑。